中共百年｜专访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美国低估了习近平的最大成绩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宣示，和长安街对面广场上71,000名观众的震天掌声中，走向高潮。

综观全球舆论对“中共百年”的关注，西方国家乃至港台地区的主流讨论，俨然已经从过去的“执政合法性”转变为“中共的全球意图”、“中国崛起的影响”等等，这当中亦依旧夹杂着质疑。在内地，国民在现实场所及网络空间与有荣焉的参与程度及热情，令人甚为感叹。而在欧美的冷淡不解与内地的普天同庆之间，新加坡主流精英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与评价，则颇有一种“冷静理解”之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 Yong-Boon）近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便曾就中共历史成绩、定位、影响及所面临的挑战娓娓阐述他的看法。而在6月30日接受《香港01》访问时，杨荣文针对中共的政制及政治更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理解。

民主的目标是什么？

在此前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访问时，杨荣文表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在标记中华民族迈向共和国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西方制度在中国、在亚洲许多地方都行不通，中国体量之巨大又令革命之路充满曲折，“当中国人在清朝末年决心推翻2000年的帝制建立共和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一人一票制是一种梦想，国家需要务实做法来凝聚人民的创造力、能量和团结”。

杨荣文认为，在一系列大成就和大错误中，中共始终在学习与寻找适合中国的道路。最终，中国找到了一种异于西方政制的民主，“中国认为自己是民主国家”，“中国的民主是基于古希腊文中的民主含义，即人民自我治理，并没有说必须有哪一种投票制度”。

究竟何谓“人民自我治理”？中国又在如何落实这些理解？中国的民主，又如何体现于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国国务院在6月25日颁布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当中称中国的政党制度“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那么这些“参政、合作、监督”又是如何与“执政、领导、协商”有机统一的？

对此，杨荣文向01回答道，相较于西方对民主“不同政党通过争取选票来竞争”之理解，中国认为“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皇帝或封建领主或寡头政治，也不是某个部落当主。投票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是以中国对“政党”的定义也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

杨荣文表示，自 1911 年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斗争目标，就是从朝庭和特权阶级手中夺取权力，将之予以普通民众。而中共“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巨大努力，也正是为了这一历史目标。

实现民主目标的手段？

目标清晰了，那么手段呢？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杨荣文向01表示，“当政体很大时，人们会为自己‘子社区’的利益投票。在儒家社会中，人们的忠诚与血缘关系和当地社区息息相关。投票也就由此变成一场零和游戏，人们都为自己的族群争夺更多的利益和权力”。譬如“在一些国家，投票使少数群体能够继续掌权，因为他们有钱并控制媒体”，另外“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也没有强制投票，因为这会削弱某些群体的权力。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对此便）实行强制投票”。

有鉴于这些情况，杨荣文解释道，“在古希腊城邦，只有男性公民有投票权，女性没有，奴隶也没有”，而中国社会也一直有些专制，“中国历代朝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允许高官在自己的家乡任职，因为他们对中央的忠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更何况，“当社会过于极端时，问题就开始了”。在杨荣文看来，中国的革命者和执政者们也是因此判定“必须始终保持（政治的）平衡，这类似于阴阳--而这在中国也被称为民主集中制，中国的高层便是基于共识来选举”，而“当领导明智时，威权主义是软的。套用老子的话，最好的威权根本无法被感受，是‘无为而民自化’，是感觉不到的”。

当目标与手段都已经明确，那么剩下的便是执行。

习近平的最大成绩被美国忽视：中共的活力与健康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人一票、“中共高层基于共识来选举”和“民主集中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专制”。而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方向调整，更让坎贝尔（Kurt Campbell）、布林肯（Anthony Blinken）等现任美国政府官员，乃至香港及台湾的很多普通百姓，都倾向于认为习近平改变乃至背叛了中共自1980年代起逐渐设立的“集体领导制”，中止乃至逆转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政治改革进程。

对此，杨荣文并不感到意外。他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这取决于是谁在发言，如果希望看到一个弱势的中国、而不是强大的中国，他们就会对习近平评价不高，因为他们希望看到中国腐败，这样外交就比较容易”，“中国快速发展其实已持续了很多年，但很多国家的认知还定格在中国落后的年代，直到过去几年才因为某些原因‘突然醒悟’中国体量之大与成功，因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并且将这些都归因于习近平的领导”。

更重要的是，杨荣文认为持这类“背叛、逆转”看法的人，低估了习近平最大的成就，也即扭转了中国腐败加剧的趋势。“中国共产党是主导，其他政党为补充，所以在中国，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活力和健康”，中国未来的发展依然充满挑战，需要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贴近民生和非常开放的执政党。

6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截至2019年底，中共共有党员9,191.4万人。但是，质比量重要。杨荣文对《联合早报》称，“如果你心术不正，党籍就是负值，而不是正面价值。这是为什么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如此重要”，“中国是一个由人际关系网络组成的社会，‘礼物’是用来表达‘礼’，而‘礼’表达的正是人际关系”，“就像过年时，华族的母亲用心准备红包给亲朋戚友，并且问孩子‘谁谁谁给了你多少红包钱？’，大家脑中就形成一个人际关系网络，这个思维本身就可能导致腐败，自古至今中国都面对腐败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回想起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共贪腐情况之严重，以至于习需要讲出“若不制止腐败，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这种程度的狠话，再联想到今日今时内地国民与有荣焉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便可以知道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党建、官员公务员治理体系提升等工作有多么重要。杨荣文亦认为，“习总自2013年以来在反腐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让人令人惊叹的，没有人会相信到他能做到这么多”。

不过，杨荣文进一步表示，“即使如此，腐败也只是杜绝了一半，因为在华人社会，腐败极难根除”，且“习近平掌握的太多权力是否会导致新的腐败形式？我还没有看到，但它可能发生”。问题是任务是如何构建系统性的防止措施，以便更轻松地监测并阻止腐败的情况。就此，杨荣文认为大数据和数字人民币等技术应用可能会有所帮助，但这也只能在未来试验，而且每个方案都会产生新的问题。

终了，时值中共建党百年前夕，杨荣文在这次关于中共与中国政治的采访中，再度向01记者强调，“腐败可以破坏一切，破坏中国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停止反腐的那一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灭亡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