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左右逢源”抑或“左右为难”？

在中国舆论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无疑是极为特殊的存在。6月10日，中国通过《反外国制裁法》，明确了若干种具体情形，规定了“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等数类反制裁措施，声称“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政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消息甫出，胡锡进随即发文，他说“这部新法一出，霸权的长臂必然在此‘断臂’”，“该法是国家的正当自卫性质的法律……与世界上一切受霸权主义之害的国家和人民在一起”，“美国是当下霸权主义的渊薮，迷恋于滥施各式制裁，导致了从欧盟到俄罗斯制定了各自的阻断法和反制裁法”，“中国是财路是利桥，但中国也会是断然阻断野心的大山。别与复兴的中国结文明级别的梁子，这是我们对一些不知深浅者的奉劝”。

与他之前的若干次微博评论一样，上述文章很快为中国媒体所广泛转载，形成反制裁法出台后的第一波舆论热潮。

很少有人能像胡锡进一样，在舆论场中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的微博粉丝超过2400万人，几乎从不缺席任何一次关于公共事件的讨论；他自称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可以轻易设置或改变舆论议程的走向；他对个人品牌的成功打造，有力助推了《环球时报》的崛起，令其收获可观声量；他的独具一格的识别度极高的语言风格和表述逻辑，已经形成某种评论特色，令读者虽已知其然，却仍能保持相当粘度……

某些西方媒体一面将之贬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小报”，一面又热衷于引述《环球时报》的文章，未尝不可视为对胡锡进工作的“肯定”。

当面对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事件，胡锡进的言论总是格外强硬，如西方媒体所指责，是“民族主义”的——他曾不止一次公开建议中国扩充核武库，并呼吁解放军军机可以直接飞越台北以彰显存在——在此类对外议题上，胡锡进似乎从不避讳被外界视为中国官方声音的某种传递，他既为“民族主义”张目，也为“民粹”辩护，同时也坚定宣称，他绝不是这两类人中极端的那一种。

但当面对更为繁杂的中国内部事件时，胡锡进常常表现的有些“撕裂”，所谓“左派”总是嫌他太“右”，而“右派”又批评他太过于“左”。在“右派”人士眼中，胡锡进的思维与中国的“战狼外交”如出一辙，凡有中外矛盾从不自省，而是一味将所有过错推向对方，胡的言论助长了中国已经势如燎原的民粹倾向，对于国内的公共事件，也总是致力于呼吁公众相信政府，实则不过是政府的传声筒，在帮忙“捂盖子”、“打掩护”。

可在“左派”看来，胡锡进又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幅面孔，他的立场总是游移不定，从不积极呼应“左派”议题，反而时不时要为类似舆论浇浇冷水、降降温，当舆论一致鼓噪蒋方舟等中国名人接受日本外务省资助是“汉奸”的时候，胡锡进却在高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应该关上，“不能因为中国某些人参加了西方国家出资的交流活动，就对他们加以指责或进行严厉的意识形态定性”.

这种撕裂令胡锡进在舆论场中很难“左右逢源”，而更常是在“左右为难”。就其自我定位而言，他总是试图弥合越来越趋于极端对立的意识形态分歧乃至冲突，他更想做舆论场里中和各方的稳定源，而非追求刺激的加速器。

这或许来源于胡锡进对“复杂中国”的深入观察，他既反对所谓“公知”群体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天真想象，也警惕“左派”潮流中相当分支正向极端滑落，想要“关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胡锡进总是在劝解、在解释，他的“左右横跳”令其形象有时显得滑稽，特别是在寻求极端立场和拥抱单调思维的人眼中，尤其看上去没有原则。或者当对峙愈发森严壁垒，这样的“圆滑”最终将展现其市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