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同志恋人决定“结婚”：意定监护是“中国式同性婚姻”吗？
公证员按下录像键，镜头对准许亮和他的伴侣：“受托人在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将作为您的意定监护人来履行意定监护义务，您是否知晓？”3年过去，40多岁的许亮回想起和伴侣一起办理意定监护的情景，还觉得“直击心灵”。“就像婚礼上会问的问题一样，”他说。
在中国大陆，同性恋群体的生存境况已经不能与几十年前充斥著歧视、打压的时代同日而语。但在社会接纳的进程之外，他们依旧在法律承认和权益保护中处于悬空状态：同性恋人无法结成法定伴侣，也无法享受异性夫妻的福利与权益。制度性歧视，成为另一种不被看见的隐痛。
因此，原为了解决孤寡老年人无人监护难题的“意定监护”，便“误打误撞”扮演了同性伴侣的“婚姻法”。
“意定监护”是“中国式同性婚姻”吗？点图放大看看意定监护公证书内容：
“把身家性命交给对方”
许亮（化名）第一次了解到意定监护是在2017年的夏天。他在网上读到一篇报道：
通讯录情侣也马上可以相互委托对方作为监护人了。
和很多人一样，许亮不时用“通讯录”代指“同性恋”。这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暗号：在“同性恋”3字难登中国社会的“大雅之堂”时，人们想要用这个谐音避免尴尬、歧视或是审查。
为避免没有儿女的老年人无人照料，2015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首次为年满60岁的群体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扩大了这一制度的使用范围：凡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即具备理解和判断其行为后果的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以书面协议的方式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行为能力时代为监护、照管自己。
2022年初，许亮和他的伴侣已经交往13年。时间流逝之快，加上身边办理意定监护的案例渐渐变多，让许亮觉得“不应该再拖下去了”。2022年4月，他和伴侣给公证员打了电话。
预约的公证日期当天，许亮和伴侣准备好证件，听公证员阅读一条条规例，又解释意定监护协议里的每个条款。办理过程像一场精简版的结婚仪式：宣誓、签字、录像存档。只不过，公证书上不会出现“配偶”字样，双方是“朋友关系”。
协议里写著，在自己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从手术签字、药物类型、医疗支出到康复方案，都可以交给自己的伴侣来把关，伴侣成为了自己失能失智时医疗、生活、临终预嘱甚至民事活动等事务的“意定代理人”。这份协议，代表许亮和伴侣“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了对方”。
意定监护是“中国式同性婚姻”吗？
2021年，Phane（化名）和相恋4年的女友办理意定监护公证，在她看来，这是给予对方“一份稳定保障”的宣言。Phane戴著朋友送的头纱，叫来了亲生妹妹做见证。北京生活节奏快，Phane和女友请了半天假就办好了手续，妆都没来得及化。但Phane还记得，同行的另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很有仪式感，一人穿白衬衫、戴领结，一人穿婚纱、戴头纱，两人还准备了喜糖和手捧花。
她们可能就会把这个当成结婚吧。
既解决了“不结婚，老了谁来照顾你？”、“做手术住院，你的同性伴侣能签字吗？”等等痛点，又具备这种能和异性恋“领结婚证”相媲美的“仪式感”，Phane认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传媒与机构将意定监护与同性婚姻联系。
多元成家权益设计专家韩元元受理过多宗同性伴侣办理意定监护的委托。韩元元认为“意定监护是中国式同性婚姻”的说法未尝不可，但归根结底，意定监护更多是法律未认可婚姻关系时的替代工具。婚姻的核心权利包括财产共有、继承、生育、医疗决策等等，而意定监护仅能涵盖医疗决策权。想要解决其他权利问题，同性伴侣需要组合运用其他法律工具。
韩元元把“法律基础、金融工具、信托、公证”的4层架构类比为“盖楼”。意定监护是地基，遗嘱、委托监护等工具作为补充，经过公证后，才能够覆盖同性伴侣生老病死、债务、抚养权等多元需求。
Phane在办理意定监护时，公证处的工作人员知道Phane要把自己办理意定监护的经历发到网上后，反复提醒Phane：
千万不要说这是结婚喔。
Phane猜测，工作人员应该是担心这样的说词会带来误解，因为意定监护“实际上也达不到（结婚）这个效果，当人都这样子兴冲冲地跑过来签，发现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目的的时候，那一定是非常失望的”。
缺位的统一标准
许亮和伴侣办理意定监护的过程并非一切顺利。在选择办理地点的时候，有一家公证处直接拒绝了，并说“我们不接这部分内容”，许亮猜测，这或许是因为公证处是司法局下属的事业单位所致，而不想多做。意定监护扩大范围不过5年，普及度也远不及商业合同和遗嘱，很多公证员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相关法律。另一家公证处则提出额外要求，让许亮和伴侣提供父母的书面同意意见书。
幸好第3家公证处“比较灵活”，服务也很热情，还愿意帮他们根据具体要求修改协议。不过，在北京等地区，公证处只会提供一个固定的模板，不允许办理人自行修改协议。
与成年意定监护相关的法规，目前仅有民法总则第33条，没有其他的配套法规规定协议可以包含的具体内容。这就意味著全国各地的公证员，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实践中试探，完善著这一法规的具体样貌。如果允许客户自己增减条款，公证员就需要另外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仔细对照协议是否违反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
意定监护的办理价格同样参差不齐。Phane在北京的公证处办理意定监护，花了880元（人民币，下同），而许亮和自己的伴侣在广西办理的时候，花了6000元。
韩元元表示，高价地区所提供的协议模板更复杂、覆盖范围广泛，还包含后续跟进和协议变更等专业服务，而一些低价公证处只履行了基本公证义务：
（一些客户）单纯在比价格，没有办法清晰、系统地知道中间所有不同情况下产生的不同后果，也没有人会给他们做科普教育。
在认可度方面，意定监护协议也缺少统一标准。虽然法律规定在医疗决策中，意定监护人的决策权优先于法定监护人，但在实践中，由于医疗机构对意定监护的了解不足，大多数情况下，意定监护人仍然无法直接为被监护人签署医疗文件，医疗机构会要求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到场签字。
东拼西凑的工具箱
2023年是三三和女友相恋的第6年，她们确认，彼此已经是自己生命中“最核心、最亲密、最重要的关系”。她们在北京找了一家距离最近的公证处，办理意定监护。
三三说：
婚姻制度会给结婚的双方提供一个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可能有锤子、斧头、起子、扳手，各种工具。
但对于同性伴侣而言，“工具箱”里什么都没有，只能通过其他法律和制度“东拼西凑”。办理意定监护，是为了替代婚姻法保障的医疗签字权利；但意定监护解决不了财产问题，同性伴侣不能像异性夫妻一样，享有共同财产、合理合法继承。为此，她们只能单设遗嘱，采用“遗赠”方式保护彼此。
除此之外，同性伴侣还可以通过《共同生活协议》来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和开销的比例，或是签订共同买房的协议。如果需要让伴侣的子女为自己养老、继承自己的财产，还需要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保证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扶养人所有。
同年下半年，三三还和女友去了海外，登记、认证了婚姻关系。这张结婚证，能让三三和伴侣在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获得与异性恋婚姻一样的权利，比如领取对方的保险，在国内却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异性情侣不花一分钱即可在中国大陆领到结婚证，而三三和女友办理各种手续，累积花费了上万元。她们有良好的教育水平，有律师朋友，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她们生活在社会氛围相对开放的大城市。但更多人没有这么幸运。
同时，并不是所有“工具”都有办法凑齐。比如《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在结婚时有权享受婚假；《工伤保险条例》保障了配偶领取补助金、抚恤金的权利；而一些地区则提供针对已婚家庭的购房优惠政策，如首次购房补贴、税收减免和低息贷款等。
中国同志权益保护 一部血泪史
在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同性伴侣平权的进程正在慢慢推进。继台湾于2019年正式通过同婚合法化后，2024年，日本多个高等法院做出“禁止同婚违宪”的判决。同年，韩国最高法院也决议驳回政府上诉，确认同性伴侣有权和异性伴侣享有同样的健保福利；泰国的《平等婚姻法》在2025年初正式生效。
然而，在中国大陆，社会并非一直线性地朝著更自由的方向发展。1997年和2001年，同性恋在中国大陆分别实现去罪化和去病理化。201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开放征求意见，这一度被认为是距离同志平权最近的时刻，多个同志团体在互联网号召对草案提交意见，支持同性婚姻。那年，Phane本科毕业，正忙著考研，没能参与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如果8年前的事再来一次，我一定会贡献我这份力量。但我也相信当年的一些姐姐们，她们一定做了不少努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在发布会公开表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收到“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意见。此回应被视为中国政府罕见的对同性婚姻的提及。然而，2020年，《民法典》出炉，沿袭了《婚姻法》对婚姻“男女双方”“一男一女”的定义。
同年，意定监护被写入《民法典》。
【本⽂获香港中⽂⼤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实习刊物《读⾔》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