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为何成了台湾的政治假想敌？

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计划，试图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升级为全球制造强国。该战略涵盖从高端数控机床、新一代信息技术到生物医药、航空航太等十项关键领域，堪称一项全方位工业转型工程。这不只是中国内部的产业升级，更是试图改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定位。

然而，这场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在国际上却并不被视为单纯的经济发展行为。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一任内，即以技术窃取、贸易失衡为由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制造2025”随即被华府视为战略打击的对象。尔今，随著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宫，对华加码开征超高额关税，标志著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进一步进入体制性对抗。

台湾夹在这场全球产业供应链重构与政治对峙的板块运动之中，自然无法置身事外。综观“中国制造”在台湾内部的观点，主要分为两大轴线：一方面是来自经济与产业竞争的理性评估，另一方面则是囿限两岸关系与政治意识形态拉扯所衍生的情绪化批判。这两股路线并存，且彼此牵制，相当程度扭曲了台湾社会对中国制造发展的理解模式。

两岸产业竞合　台厂涌现压力

“中国制造2025”推出后，官方透过政策补贴、技术投资与国有资本介入，加速关键制造领域的本土化与技术突破。这些发展直接冲击到与中国产业高度重叠的台湾企业，特别是半导体、电子组装、精密机械等产业。

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2023年报告，中国在车用芯片、人工智能芯片与电动车三电系统的布局进展快速，其中像华为海思、中芯国际的扩产计划，已对台积电与联发科的部分业务构成竞争压力。同时，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亦指出，中国在工业自动化设备与零组件方面的国产替代率上升，导致台湾如台达电、研华等电子与电脑设备厂商必须寻求差异化经营策略以维持市场地位。

尽管如此，台湾产业界普遍展现务实态度，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在去年发布的产业观测指出，对大型科技企业而言，中国仍是营收贡献的重要来源，即便竞争加剧，双方也难以脱钩，未来只能朝向“合作中竞争、竞争中合作”的新常态调整。

政治对抗下的舆论扭曲

然而，相对于企业界的务实与调整，台湾在政治领域与媒体论述方面，对“中国制造”的理解则长期受到意识形态驱动，形成了强烈对抗性与刻板化的解读模式。

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中国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论战，已成为台湾选举政治的惯用剧本，更经常成为每四年一次的大选辩论主轴。民进党阵营普遍将中国经济发展视为对台湾主体性与政治自主的洪水猛兽，强调“经济去中国化”的重要性，将“中国制造”视为国安问题的延伸。尤其当“中国制造2025”成为北京官方政策指标后，其技术性内涵往往在台湾亲绿媒体的论述中，被简化为仿冒、低质、侵权等负面标签。

当中，也不乏主流媒体在报道中使用如“红色供应链”、“中国制造恐渗透全球”、“高科技间谍战”等充满敌意的词汇，在媒体诱导式介绍“中国制造”的推播下，进一步加深台湾社会对“中国制造”的不信任与排斥。台湾的舆论也出现将中国大陆一切技术进展归因于“偷来的”、“补贴灌出来的”等说法，削弱对中国产业实际竞争力的认识。

此外，台湾政客每逢选举，更乐于操作这类话题，轻易将“中国制造”与“主权丧失”挂勾，使其成为反中动员的话术。在这种情境下，关于中国产业升级的讨论往往难以超越意识形态边界，形成真正理性政策辩论。

学界观点分歧　政策莫衷一是

最后，在台湾学界对“中国制造”的评价方面，则呈现出明显的分歧，反映出在面对中国大陆产业政策与发展时，哪怕本应相对客观的学术研究，亦不得不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产生极大的张力。

一方面，不少分析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在推动“中国制造2025”过程中，已在多个高科技领域取得实质进展。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指出，中国在半导体、工业机器人以及医疗器械等产业的国产化进程加快，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也有台湾学者对中国大陆的产业政策提出批评。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指出，中国在推动“中国制造2025”的过程中，采取了掠夺性定价策略，透过国家资源支持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竞争，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对全球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

此外，前台湾工研院研究中心主任杜紫宸则指出，“中国制造2025”的推动可能导致台商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边缘化，尤其是在深圳与矽谷的合作加强的情况下，对台湾的创业环境构成挑战。

这些分歧的观点反映台湾学术界在分析中国产业政策时，往往受到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导致研究成果难以形成共识，并影响政策制定的客观性与有效性。

特朗普主义与全球化信仰的崩溃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长期倡议“经济去中国化”政策的道德与制度基础，多半立足于对全球化秩序的信任，特别是自由贸易、资本流通与技术扩散等原则。然而，自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美国优先”政策以来，这些制度性基础便遭到强烈冲击。特朗普以贸易赤字、产业空洞化及国安风险为由，对中国商品祭出高额关税，并对中资企业施加限制与审查，事实上标志著美国由全球化守护者转为选择性参与者。

可以说，特朗普主义的本质不仅是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更是一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质疑与颠覆，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中产阶级对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不满，以及制造业流失后社会断裂的回应。这种政治基础使得单边主义的经济政策在美国内部获得部份群众的支持，也成为特朗普公然对外霸凌的“正当性”。

对台湾而言，这带来的冲击是多重的。一方面，台湾原本以全球化为依托推进外贸与产业升级，视自由贸易协定、多边主义与规则导向秩序为对抗“中国因素”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却动摇了这一制度基础，迫使台湾在选边站与寻求自主中进退维谷。

回到眼下，今年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上任不过百日便对华开征超高惩罚性关税，这进一步将台湾卷入保护主义与供应链重组的震央。面对中美科技分裂与市场区隔，台湾理应重新思考如何定位自身角色，积极寻求战略自主与市场多元化，奈何同样深受前述政治意识型态的框限，“一条路走到黑”，迄今仍奉美国战略为依归，全然不察这已不只是外交或军事问题，而是攸关台湾未来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课题。

此外，特朗普式单边主义对世界其他中小型经济体也构成示范效应。自2020年代初起，欧盟、印度、日本等经济体也纷纷提出本国优先政策或国产替代计划，使得全球贸易体系逐渐从“最适配置”转向“最安全配置”，全球化逐步“碎片化”，产业链开始围绕地缘政治与价值联盟重组。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已然迫使台湾不再能单纯依赖对外开放与全球化秩序作为产业策略，而是如何在碎片化全球化中，建构一套具有战略韧性的经济安全思维，以维持技术领先、分散市场风险与保障关键产业链地位。

“中国制造”还能还原为经济事实吗？

回顾“中国制造2025”战略推出以来十年的争议与产业变局，不难发现，它所带动的不仅是中国的产业结构重组，更是全球对技术主权与供应链安全的新认识。台湾若始终以政治仇视的眼光看待“中国制造”，必然无助于自身产业的升级与应变能力。

真正有效的对应方式，是从现实出发、从产业逻辑出发，认识中国的发展趋势与技术能力，厘清产业互补与竞争的界线。唯有理性拆解，台湾才能找出真正能保有竞争力与安全的策略。

是以，在中美博弈深化、全球化退潮的此刻，台湾若想摆脱被动，势必得重新校准对中国发展的集体想像，将“中国制造”从政治仇敌的符号还原为经济事实的一部分，才有机会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棋局中保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