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能造福多数人却屡被质疑：集采仿制药怎么取信于民

针对农历春节前上海、北京的三甲医院主任医师质疑集采仿制药疗效引发的舆论风波，最近国家医保部门、药监部门在调研之后列举和分析被质疑的降压药、麻醉药、泻药，一一作出反驳。国家医保部门、药监部门回应道：“此次关于‘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等说法，多来自他人转述和主观感受”。关于这点，最初引发质疑风波的上海、北京的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确实未能提供临床数据支撑。

然而面对国家医保部门、药监部门的回应，不少人并不买账。国家医保部门、药监部门的回应主要基于临床研究成果和药品使用记录的比较分析，而质疑集采仿制药的声音主要限于医生或患者的经验说法。颇有意思的一幕是，当为集采仿制药辩护的分析者大谈科学、临床研究成果时，不少质疑集采仿制药的人却大谈国情，倘若时空一旦转换，不少质疑集采仿制药的人又会以科学论述来反对国情论述。

为何会这样？答案是集采仿制药之争背后确实同时包含科学和国情的两个层面。尊重科学是现代社会应有的态度，但不能忽略的现实是，运用科学离不开具体的人。

仅从科学和应然层面来说，仿制药、集采药非但没有疗效问题，反而能造福多数人。因为所谓仿制药，原意是仿制那些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故能在不影响药品疗效的前提下带来药价的下降。所谓集采药，指国家医保部门通过大规模采购来以量换价，能起到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药价之效，是非常必要而又明智的举措。

但这并不意味着仿制药和集采药不能被质疑，因为从现实层面来说，能造福多数人、价格实惠、合乎科学逻辑的仿制药、集采药在研发、审批、生产销售过程中未必不会存在弄虚作假、寻租、以次充好的问题。不能忽略的现实是，药品研发是一回事，审批是一回事，生产销售过程又是一回事。哪怕药品的研发和审批环节经得起检验，不代表生产销售过程万无一失，因为人不是天使，容易受贪欲的驱动。

这其实是一个普遍问题，虽难以彻底解决，但通过有效的监管和监督能大幅改善。这就包括既要求医保部门、药监部门能有效监管仿制药、集采药的研发、审批、生产销售过程，确保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能保质保量地生产出来，又要求强大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能防止医保部门、药监部门、药企的作假和寻租。只有确保仿制药、集采药的整个过程都在监督的阳光下运行，才能最大限度取信于民。

最近，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冬雁表示：“实行健保制度的国家或地区都用集采，由职业药剂师按疗效和价格决定采购什么药物。既是药剂师的专业决定，也有监管机构严格监管药物的质量或疗效。出售无效、有毒及质次的药物会被刑事追究。集采作为制度设计并没有问题，关键在执行。”这里说的“关键在执行”相信指的是集采药的研发、审批、生产、销售过程都能被有效监督。

基于以上分析，在看待集采药风波时候，切忌以偏概全、上纲上线。集采药、仿制药包含复杂的研发、审批、生产、销售环节，得具体分析是哪种集采药、仿制药疗效不行和什么环节存在疏漏，而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自古以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弄虚作假、寻租的问题都是存在的，理当下大力气解决，但不能无限泛化，不能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笼统以为集采药、仿制药的疗效不行。

同样道理，上海、北京的三甲医院主任医生发声质疑集采仿制药的疗效，是言论自由、社会监督的体现，医保部门、药监部门应该秉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整个社会应该予以包容、鼓励，不能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无端指责医生发声的动机。

无论何时，药品有两个问题最重要。第一，药品的安全和疗效永远是第一位，不能保障安全和疗效的药品，无论多么便宜，都没有意义。生命健康权是基本人权，保障药品的安全和疗效是医保部门、药监部门的头等大事。

第二，在为民众提供选择进口药、原研药、仿制药、集采药的自由空间的同时，要鼓励发展仿制药、集采药。人类悲欢未必相同，当不少人情绪激动地大谈进口药、原研药的时候，却有大量普通人为吃不起药发愁。多数人都是收入不高的普通人，他们一生中多数时候估计吃的都是仿制药、集采药，他们的声音、诉求同样应该得到倾听和满足。

进口药、原研药与仿制药、集采药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增加进口药的供应、发展原研药，是药品创新的关键，是仿制药能够产生的前提；发展仿制药、集采药是造福多数吃不起进口药、原研药的普通人的关键举措。有数据显示，美国、日本的仿制药处方占比分别高达90%、80%。连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尚且有那么高的仿制药使用比例，何况是最大发展中国家、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的中国，尤其应当鼓励仿制药。

总而言之，在保障民众有自主选择进口原研药自由的同时，让科学家、医生安心从事药品的研发和临床试验，不断提升国产原研药的数量和疗效，让医保部门、药监部门有效监管仿制药、集采药的研发、审批、生产销售过程，鼓励药企同行、媒体、大众进行社会监督，共同确保仿制药、集采药的安全和疗效，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