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真无知”　内地“公共知识分子”为何沦为笑柄骂名？

近期有两位偏知识分子型的人物成了内地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对象，一位是作家许知远，一位是陆媒《财新》的副主编高昱。前者上了综艺节目“吐槽大会”，精辟的吐槽获得观众一致认可，被封为“最有文化的吐槽”。
后者，是因为先前发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内容是，“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的说一句，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这篇文章近日突然大范围出现在民众视野中，也招来诸多批评。

“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这一词过去曾经是中立的，十多年前中国《南方人物周刊》策划了栏目“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公知一词广为人知。

发展至近年，在内地互联网上已是负面，专家、学者更称自己是“知识分子”而非“公知”。今日上综艺节目、受到热捧的许知远，过去也不知被骂了多少次“公知真无知”。

“我们都挺容易去概念化地理解一个人”，“可能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更容易从思想抽象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在这过程中你有智力上的傲慢，这种傲慢很多时候会妨碍你知道很多事情的层次。”这是许知远过去在节目“十三邀”采访女演员姚晨前说的话，这些发言，都曾被网民群嘲“典型的公知发言”。

许知远这样的人，在“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眼中，恐怕不算“真正的公知”。然而今日网络舆论所说之公知，一是特定的“菁英人群”，二是嘲讽一些自以为菁英、“众人皆醉我独醒”之人。“公知”可以是这样一种负面形容词。

公知也好、知识分子也好，近年或在互联网上被群嘲至不敢发言，或是如同许知远，做节目、上综艺、在社交平台“网红化”。九零年代至2012年左右，公知们犀利针砭时事、讨论西方制度，这些好似成为过去式。

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时代下，或是自愿或是被推着“被转型”。

这不是一句“中国政治管控”就可以说明。

过去几年许多西方主流媒体、甚至是中国学界，都曾有“中国知识分子消失”之探讨，有些文章是从五四运动谈到近代，有些直接直言“因为政治”。但政治因素固然有之，中国自身及国际局势在过去十多年快速变化，更是不争的事实。

可以发现，中国舆论场对公知(或知识分子、学界)最多的批评，集中在对于西方体制的推崇上——中国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如陈丹青等，过去被舆论集体批评，有时根本不是这些人批评时事，而是认为他们对西方“盲目推崇”。

“只闻中国差，不论美国之弊病”。舆论的这种不满情绪在中美贸易战后尤其放大。

“中国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也就是我们90后、95后、00后为主的群体，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自信的一代，他们是真正地完全平视西方的一代。”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曾这样写。张维为被西方媒体视为比较亲近中国政府的，但熟悉中国各社交平台的人就知道，这段观察，非常符合今日中国互联网的情况。

上一代公知们的理想与劝吿，更显得与年轻人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

什么是会受年轻人欢迎的知识分子？“接地气”，流利地在综艺节目或社交网站上说段子，有一定深度、但不能高高再上。

可以批评时事，但不能让人感受到“贬中、赞扬西方”——这一点在充满情绪的互联网，确实很难。

但需要知道，很多时候互联网上的声音并没有那么绝对，极左和极右的声音在现代不断被放大，但最大众的公约数，很可能仍是“不左不右”的中庸派。许多民众的期望，与知识分子，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平时好好生活、可以有好工作，但政府官员做错时也可以骂一骂。

比如“言论自由”，这样的呼声并不是公知们的专利，一些文章莫名被删除、电视剧莫名被下架整改，互联网上的骂声，同样很强烈。

中国学者赵鼎新，在2019年时发表的文章“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其中一段尤为精辟。“因此，逐渐开放思想和言路，在限制两个极端的声音的同时、容忍各种对政权没有根本性伤害的批评声音的存在，应该成为国家(中国)在舆论管控方面的国策。”

“需要说明，我这儿并不是在推崇西方意义下的言论自由，而只是在讲中国古人的一个智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