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习近平定义30年　邓小平原来不“欺世”

数日前，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开课”，首次向党政军高级官员宣布，将“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到21世纪中叶中共建政百年之间的30年定义为“新发展阶段”。一时之间，这一“新发展阶段”成为中国朝野的热议话题。

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习近平在1月11日的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声称，对未来30年的这一定义“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部分，其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中共建政之初便确立的目标。

也即是说，这将是中国结束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如果它存在的话）的过渡30年。北京一直认为这30年将是逐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的确听起来十分抽象，不过人们如果熟悉中共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计划性，那么便容易寻找到答案。

在2020年秋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共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稿打破常规，涵盖了一个到2035年的“十五年远景目标”。这份规划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政左经右”色彩，即以更开放的市场化态度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为消除贫困实现发展和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事实上，从习近平上台，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发展不平衡和共同富裕的矛盾便成为中共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所谓的“新发展阶段”即是兑现这一诺言。

从这种意义上说，“新发展阶段”论虽然是经济发展问题，但更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回归问题，澄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印证着邓小平理论。

诚如人们所知，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中共建政后，苏联经验被奉为圭臬，中共虽然认识到中国生产力的落后，但更相信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步到位”， 1956年强行完成生产关系的调整，即“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是，这一明显脱离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革非但注定无法成功，而且大大延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事实上，从本质上说，中共背离了它所信奉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对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于是，一旦“文革”结束，邓小平一代中共领导人否定了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主流观点，而是接受了当时学界的有益反思。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权威的观点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整个过渡时期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次“务虚会”上，中共党内的两名学者提出否定和质疑，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应该划分阶段，即中国当时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还要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一邓小平理论重要内容出现的背景。事实上，邓小平不仅接受了这一判断，还将其视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生产力的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共产主义的水平，自然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不应脱离实际人为强行改变生产关系的，超前进行公有制改造。

“退，大步往后退”，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不管是姓“资”还是姓“社”，这是当时邓小平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所作的战略大撤退。尽管，这种“后退”被事实证明明智的、必要的、正确的，但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都遭到了中共党内左派乃至全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

1980年代（甚至更早）苏联模式陷入了僵化困境，国际共产主义陷入低潮，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苏联纷纷寻找出路，种种探索必然要突破既有的框架，就要与左派保守路线进行斗争。在中国，邓小平的改革便在这种背景下，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叛徒”……这些争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或者说社会矛盾的激化）而越发受到质疑，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崛起和社会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问题，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更难以令人信服，挂羊头卖狗肉事实上成为民间最直接的“概括”。

邓小平“辩解”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而江泽民开始推动扶贫和“西部大开发”，胡锦涛任内也继续类似执政方向，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完全消除质疑的声音。

习近平上台不久后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被认为是充满矛盾的，而且不乏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容，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左”转的标志。虽然习近平推动更大规模的二次改革开放，但是他完成了“精准扶贫”，让中国近亿贫困人口在其任内脱离绝对贫困，在接下来的30年“新发展阶段”则宣称要实现共富；他对私营企业展开动作，在肯定其数十年发展生产力的贡献之外，对资本的无序扩张不仅保持警觉而要求出手“引导”……

这不能不令人猜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绝对不会像之前人们所怀疑的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私人资本主义滑落。如今，当人们回过头来看邓小平等人的设想，其意义便不在仅仅是设计了改革开放本身，而且将改革开放设计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铺垫——邓小平的理想并非欺骗，而未来30年就其目标来说，就是要兑现这种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