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傅高义最后的忠吿
因《邓小平时代》一书被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于12月20日病故。他曾经以“旁观者”的视角解读近代中国尤其是中共建政、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局，近来当中美关系再度出现历史性的转折时又频繁发声，给如何看待中美未来的相处方式带来更多探索性的思考。如今，他的离世在中国舆论场引起不小的反应，一些声音更是认为随着他的离去，那些更愿意以同情态度解读中国的西方力量将音量日小——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
傅高义曾长期供职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0年代上半期和1990年代上半期两度出任研究中心主任。与中国近代文化界名人多有交往并对中国世界处境抱持同情态度的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的1950年代创立了该研究中心。而起初研究日本问题的傅高义则接过费正清的衣钵，一直以西方人难得的坦率和理性态度主张中美应该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当然，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熟悉傅高义还是因为他的名作《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原名为《邓小平改变中国》（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这是少有的一部获准在中共大陆出版的当代中共政治人物传记。傅高义曾经披露他耗费了10年时间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并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子女在内的很多人，旁征博引，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并在2011年由哈佛出版社出版。其中，该书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的赞叹，对于邓小平本人历史功过的“八二分”评价等等，在西方读者中引起争论。
这部书次年即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繁体版，在为此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中，傅高义为自己给予邓小平的崇高评价辩解说：
“一些外国评论家认为，我对邓小平太客气了，对他在毛泽东手下做过的一些事，对他在1989年6月对示威者的镇压，对他拒绝对民主化改革更多支持，我应当有更严厉的批评。然而我相信，细心的读者应会看到我确实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并且为许多对邓持批评立场的人提供了有助于他们理解邓小平言行的事实依据。我也确实讲述了邓小平批评者的意见和他们批评的理由。但是我相信，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
紧接着大陆在2013年初出版了它的简体中文版。据统计，两个版本相比，大陆简体版还是受到了审查，被砍掉了将近10%的内容。其中正文约5.3万字，包括“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Key People in the Deng Era）一文约2.6万字，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有关六四事件的约1万字删减，以及其他有关中共党内矛盾和敏感国际事件的若干删节。
不过，总体而言，这部得到中国官方认可的著作仍然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提供了不少思考。当时傅高义曾提到大陆版的内容审查，三联书店能够获准出版《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并保留了他想表达的核心内容（占原著篇幅90%以上），令他感到欣慰。他称赞三联书店“努力地呈现了所有我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当我抱怨我想说的话被省掉的时候，他们（三联）有时会想出办法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
此间，傅高义到访过中国“无数次”，尤其是近年即便高龄也对与中国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出席中国学术界的研讨会，对于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中美一直没有找到遏制关系恶化的方剂，一直到拜登（Joe Biden）即将上台似乎仍然都难以预料到实际好转。
11月底，傅高义在财经年会上表示，“因为在过去两年间中美关系变得太差了，两国人民都对彼此非常地生气，一夜之间是不能扭转的。但是拜登政府将更理智地对待中国，同时美国也需要疗伤。”
他的对华温和态度在北京看来是如此珍贵，就连为中美国关系正常化作出过相当贡献的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都没有像他那样坦诚与温和。事实上，傅高义一直呼吁中美合作，从来没有放弃对北京的“肯定”，而是总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两国应该如何与对方相处，哪怕是在中美就香港问题，就中美贸易战和技术纠纷大吵大嚷的时候。
“他可能不是那种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但是大家最喜欢的学生，和谁都能相处得很好。美国现在需要疗伤，我们需要这种能够疗伤的总统。”直到生命的最后，也就是傅高义离世前一个月，他都在规劝后来者纠正特朗普时期让美国元气大伤的做法。但是，身处在美国，他也只能作为一个“异见者”孤独地发声。
傅高义去世后，中国官方给予他相当高的评价和肯定。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外交部称“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