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成都女孩被网暴 官媒集体发声却“失焦”？
如果成都的赵姑娘足够幸运，她被转入隔离病房之前，手机应该会被收走。这样一来，她或许可以避免看到那些涌入手机中的谩骂短信和社交平台上编排她的段子。但遗憾的是，她是知情的，因为她发了一封道歉信，说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攻击她，但还是为自己带来的麻烦向市民致歉。
中国人民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生活了近一年，进入冬季以来，各地常有偶发病例，上海、满洲里、新疆等地也都出现过本土病例，但疫情基本上都被迅速控制，没有引发大规模扩散。通过冷链、海外货物输入中国的病毒，就像潜藏在各处的盲盒，不幸打开的人，还会被牵引到舆论的漩涡。时间拨回3天前，12月8日，成都新增三例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公布的病例信息中，其中一位20岁的赵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因为她十四天的行程几乎覆盖了成都的主要城区，停留最多还是酒吧等娱乐场所。
疾控中心及时公布详实的流调信息，是为了给当地市民提供是否需要接受核酸检测的参考，在防疫的大局面前，个人出让部分隐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在信息时代，虽然隐去了姓名，但包含年龄、职业、常住地址以及一个人十四天内行程的流调信息，已经足够让熟人圈精准定位，感染者是谁。
大部分情况是相安无事的，几个月前北京新发地出现疫情，“西城大爷”敏锐地觉察到自身出现的症状与新冠肺炎类似，独自骑车前往医院门诊，成为报吿的第一个病例，“西城大爷”覆盘十四天内行程毫无遗漏，为医务工作者迅速锁定新发地提供了关键信息，这帮助北京在一周时间内止住疫情。几个月后，“西城大爷”摘掉口罩，在媒体镜头面前接受采访。他的形象是正面且值得宣扬的，公众也给予了他极大肯定。
但或许应该指出的是，在几个月没有出现本土病例的情况下，个人出现了感冒症状后便高度警惕，避开公共交通前往发热门诊的优秀操作，并不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大多数普通人对公共话题相对漠视，即便较长时间处于疫情之下，人们也知道自己感染上病毒，是低概率事件，至于在互联网上讨论疫情的信息，并不会过多影响个人的生活轨迹。
成都的赵姑娘，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份子。成为确诊者之后，她的流调信息被公开，但起到的作用和公众的焦点在她身上发生了偏差。流调信息上说，她十四天内去过公园、美甲店、麻辣烫店铺、一夜转场四个酒吧，这些行动轨迹迅速被制成图片，发往互联网的每个角落。
人们开始产生了强烈兴趣，年轻、无业、一夜跨区辗转四个酒吧，姑娘的大致形象被流调信息中的关键词勾勒出来，一时间舆论喧嚣，对疫情的恐慌化作部分好事者对于女孩口诛笔伐的底气，和所有卷入舆论中心的普通人一样，赵姑娘的个人信息悉数泄露，她的手机号经常能接收到陌生号码的打来的电话和短信，正如她在道歉信上写的那样，第一次感受到网络舆论的力量。
“一晚上四个酒吧，一人干翻整个成都”，“丁真（此前火起来的四川网红男孩）让全国人民都想来四川，赵姑娘凭借一己之力让全国人民取消机票”互联网语言从各个角度对赵姑娘进行描述，她本人被冠上“转场皇后”的戏称。与此同时，微信朋友圈和群聊中也在传播疑似“女孩蹦迪短视频”、“蹦迪当晚朋友圈截图”甚至当事人赵姑娘的个人照片，不过，这些挑动人们神经的信息，后来都被证明是张冠李戴，事件波及无辜人员。
围绕赵姑娘的这场舆论狂欢，也外溢到了其他领域。有人扼腕发问，若年轻人都像赵姑娘这般，成天不务正业，中国的未来还会有希望吗；也有人正色批判，年轻女孩更应该洁身自好，常去酒吧不是“好姑娘”。诸如以上言论，当然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巨大争议，这也与近些年来，性别话题是公众话题中最容易煽动对立的一个领域有关，在赵姑娘一事中，也会有人说，如果赵姑娘不是“姑娘”，而是“小伙”，人们还会说着与现在相同的话吗？不过，还需要提一句的是，赵姑娘在道歉信上解释了，她的工作就是在各个酒吧负责气氛和营销。
这些争议，差点演变成一场氛围诡异的中国版“me too”，以“我也去酒吧”为口号，对抗那些认为去酒吧就不是正经人的言论。当然，应不应该去酒吧，年轻人是否就被赵姑娘代表了，在以赵姑娘被确诊新冠肺炎一事为前提的讨论中，并不那么合适。谁压过谁一头的互扯头花，找错了主场。
事件发酵一两天之后，各大官媒开始陆续发声安抚舆论。官媒《人民日报》评论称，患者的正常生活、个人隐私，从来不是公共话题。假借防疫之名，肆意讨论他人隐私、随意转发私人信息，甚至侮辱他人人格，都是在给防疫“搅混水”。
《人民日报》旗下自媒体平台“侠客岛”也发表评论，批判针对赵姑娘的信息泄露以及网络暴力。指出“在对类似事件的讨论中，文明上网、理性表达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在不明事实的前提下“私设公堂”、开展私德批判，让偏激的网络戾气弥漫扩散，既丧失了朴素的善意，也忽视了对话的基础。”
新华社旗下党刊《半月谈》批判将此事编成段子的行为，分流了公众对疫情的注意力，给严肃的疫情防控工作添乱。相关荒谬言论消费疫情、哗众取宠。至此官媒大致起到了舆论场上激浊扬清的作用，毕竟，最关键的事实只有两点，赵姑娘是新冠疫情的受害者，她也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回到第二个问题，赵姑娘之所以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先是因为她确诊了新冠肺炎，再就是她的行程过于丰富，个人隐私曝光在公众目光之下，人们对于她本人展开“合理想象”，认定她是一个反面形象之后，纷纷加入讨伐的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当社会日常被规划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之下，如何最大限度保障个人隐私。
网络暴力固然应当批判，舆论焦点的拨乱反正也必不可少。但并不是因此就可以忽略，从根本上说，如何一开始就将最大化保护个人隐私纳入决策的考虑当中。出事之后的缝缝补补，远远比不上一开始就筑牢根基，这也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无可回避的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原主任王长江曾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谈到相关话题，他认为，中国对于疫情的应对一方面说明，战时机制确实有非常独特的优势，但在疫情控制之后，如何才能走出应急状态，回到日常的经济发展和建设阶段，似乎有些难度。最怕出现的观念是，用一套模式打天下，再用同一套模式治理天下。
疫情期间，个人出让部分隐私，加入大数据织就的防疫网络，是无奈也是必要之举。但当逐渐走出应急状态时，防疫成为常态，如何最大限度保护个人信息，划出隐私权边界，让普通人不再如拆盲盒一般被舆论机器无情碾压，遭遇社会性死亡，应当成为疫情大考下的一道附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