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与同化　蒙古语何去何从？

8月26日，中国内蒙古教育厅发布新政策，要求自2020年秋季学期起，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中小学的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三门科目，要逐渐转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意即改以普通话授课。

此令一出，随即引发部分内蒙蒙古族的示威与抵制，也令网络舆论沸腾不已。即便政府事后说明，原蒙语语文课仍在，双语教育体系也将持续运转，民间依旧疑虑难消，国际也对此事多有着墨，西方媒体如此，与内蒙素有渊源的蒙古国亦然。

9月10日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应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之邀，于9月15日来到了蒙古国，与蒙古外交部长恩赫泰旺（Nyamtseren Enkhtaivan）举行会谈。在此期间，乌兰巴托广场出现了约百余人的小型示威，参与者高呼“捍卫母语”、“王毅走开”等口号，显然意在声援内蒙的抵制运动。

然而这场示威续时不长，王毅在蒙行程也未受扰，9月16日其仍与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举行会谈；另一方面，原本罢课活动此起彼落的内蒙，如今各地到校率皆有回升之象，教材改革诱发的一系列风波，似乎正朝落幕方向行进。

蒙古语虽属小众语种，但其分布范围横跨欧亚大陆，中国、俄罗斯与蒙古皆在其列；而正因上述三国的历史轨迹有所不同，其蒙语存续情况也有所差异。

中国的蒙语教学现况

回顾此次内蒙教材改革争议，根源乃是2019年12月的《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铸魂工程”推进实施方案》，中共中央意在2025年前，将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三科的统编教材普及于全国中小学，尤其是普通话授课相对薄弱区。其中新疆、西藏已分别于2017、2018年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内蒙则在今年开展，并分三年逐步实施。

究其内容，主要是将原来小学二年级起开设的《汉语》课程，替换为小学一年级起开设的国家统编《语文》课程，原初中一年级的《汉语》课程则改为国家统编《语文》课程。而为免学童吸收与衔接困难，往后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一律安排蒙汉双语教师执教，并在汉语教学基础上辅以蒙语解释。《道德与法治》和《历史》两科也改以国家统编教材授课，并安排蒙汉双语教师执教。除此之外，民族语言授课中小学的其他学科课程设置不变，使用教材不变，授课语言文字不变，蒙古语文、朝鲜语文课时亦不变。

上述改革，虽有国家强化公民认同的用意在其中，却并非如某些媒体所用的“禁绝蒙古语”、“文化灭绝”等耸动标题般夸张。此外内蒙过往的蒙语通行图景，也绝非如外界一厢情愿所想的：蒙古族意欲保存，中共则竭尽全力要摧毁。

首先，由地域分布观之，锡林郭勒盟东乌穆沁旗（牧区）等地的蒙语通行情况较好，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半农半牧区）等地则相对稀疏，大城则汉语通行比例较高。汉语的使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与都市化呈正比，这般现象虽体现游牧生活与蒙语的紧密连结，却也暴露了内蒙经济阶级与语言分布的相关因果。

此外，在如今的内蒙人口中，蒙汉双语使用者的比例逐年上升，这并非国家刻意打压蒙语教学计划，而是蒙古族家长在就业前途考虑下，倾向让孩子接受双语教育之果。

在蒙语通行度高的牧区，约有30.1%的人口认为孩子应用蒙古语接受教育，有54.9%的人口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另约有9%的人口认为孩子应用汉语受教育；在半农半牧区，上述三种民意的数字分别是23.6%、67.1%、11.5％；口岸城市则是22.8% 、63.6%、13.6%。上述数据既显示少数民族面对市场的生存之道，也解释了此次罢课何以未在蒙古族家长间全面引爆。

此外中国的蒙语教学尚有一特征，举世唯一，那便是保存了具有800年历史的回鹘式蒙古文书写系统，并以其作为官方蒙语教材、出版品、行政公文的正式文字。上述举措，不仅让俄罗斯望尘莫及，蒙古国亦难与之比肩。

深烙于蒙俄之上的历史伤痕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虽源于苏联，但后者在斯大林（Joseph Stalin）上台后，便成为力促少数民族斯拉夫化的国家机器。

十月革命结束时，列宁（Vladimir Lenin）曾奉国际主义之名，致力推动苏联各民族的文字拉丁化运动，蒙古人民共和国（今日蒙古国的前身）自在其中，同为蒙古部落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亦不例外。然而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亲手终结了蒙文拉丁化的进程，并自1935年起推动“泛斯拉夫化运动”，蒙文的拉丁字母也在1941年正式被西里尔字母所取代。这场改革奠定了苏联蒙古人此后的文字传统，从而导致内外蒙古在文字上成了两个世界，直至今日。

苏联解体后，境内蒙古人意欲褪下斯拉夫的文化枷锁，却难竟其功。以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例，早在1990年，其便颁布蒙古民主改革后的第一号总统令，宣吿国家将于1994年彻底放弃西里尔蒙文字母，全面回归传统的回鹘式蒙文，但民间毫无动静。此后蒙古国又在2003年、2010年、2014年、2020年出台废弃西里尔字母的相关政令，但不论是以回鹘式蒙文或拉丁蒙文相替换，皆难撼动西里尔字母累积70多年的语言惯性。

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则维持西里尔字母的书写系统，并也发生与内蒙相似现象，即双语使用比例大幅升高，且由于苏联时代俄语教育盛行，导致约有10%-20%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人认为，俄语才是自身母语；其对蒙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皆为蒙语方言），比起内蒙也相对低落：

中国有约630万蒙古族人，其中近500万人使用蒙古语，并有1/2 以上明了汉语或兼用汉语；然而以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为例，其约有46万人口，却只有将近一半的人口能使用布里亚特语，且多为中年以上。斯拉夫化的历史伤痕，显然尚需时间恢复。

民族国家后的民族政策

在全球高度交流、互赖的今日，弱势语言的消亡远比工业革命前迅速；而在民族国家崛起的历史趋势下，少数民族的语言存续与“国家”一角形成了微妙关系：国家需借统一的语言文字形塑集体认同，少数民族则有赖政策扶持母语生命，双方互有所望、各自妥协，以求在当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内共生。

中国此次内蒙教材改革风波，几乎被西方媒体一面倒地贴上“文化灭绝”、“种族同化”标签，似乎这是理解中国蒙语教育境况的唯一角度，但批评者几乎无人反思，为何西方少有类似争议爆发。中西之间，光是在民族政策上，立基点便有天壤之别。

中国的民族政策在民族身分识别基础上，施行区域自治、财政补贴、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等政策，与美国等号称“大熔炉”式的民族图景本就有所不同。前者若长远实施，将固化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后者未对少数民族施以民族文化与语言教育，则长此以往，便是放任其遭强势文化吞噬。换言之，多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类似争议中独善其身，不似中国般动辄得咎，是因为早在政府介入前，市场机制便做了最残酷的淘汰。

帝国崩解后，人类行至民族国家年代，何以在多民族共处的格局下，求取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平衡，注定是人类难以回避的历史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