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文革”定性一个字也不能改

撰文: 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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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中国大陆社交平台热炒新课改后拿到的部编高中一年级历史课本。有人指,新的“部编历史教材”(教育部编写历史教材)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争议事件的定性再度发生了改变,重新“恢复”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而在2018年的新课本中,历史教科书对于“文革大革命”的表述曾去掉了“错误发动”的字眼,并将一场“动乱”淡化为“最严重的曲折”。

据此,这些声音认为对“文革”定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风向的转变,意味着北京意识到并扭转社会上下“左”转所造成的思想混乱。

不过,此事可能远没有那么复杂。这种愿景只是压抑已久的中国国内自由派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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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到此事的来龙去脉。

其一,人们刚刚拿到手的“部编新教材”高中一年级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延续了1981年“历史决议”对“文革”的定性。这件事的确是事实。

2018年8月份,中国教育部组织修订并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并同步启动各科教材编写。它规定,2019年秋季学期起,全国各省(区、市)分步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可以于2019年秋季学期高一年级起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2018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可以于2019年或2020年秋季学期高一年级起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2019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可以于2019年或2021年秋季学期高一年级起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2020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可以于2020年或2022年秋季学期高一年级起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

而人们所看到的正是按照新课程编写的“新教材”。

“文革”期间的宣传画。(Getty Images)

其二,这套新教材因为由教育部组织编写所以称为“部编教材”,以区别于早前被广泛采用的人教版教材(大约2006年版本),但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部编教材”不是对“人教版”教材的修补,而是因应教学实践的重新编排,其重要变化就在于比较彻底地打破了专题式编排,重新恢复按时间顺序编排。

经查,专题式编排的人教版教材高中一年级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基本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既有定性。在第六单元《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国家统一》第21课《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中,《“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践踏》一节的表述如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错误地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为此,他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

中国大陆中学历史教材有关“文革”的表述变化中,原“人教版”高中一年级《中外历史纲要》与初中的定性语并不一致。(电子教材截图)

可见,在“人教版”教材中,毛泽东的“错误”和“文革”的“动乱”性质措辞并未否定“历史决议”的定性。

“部编教材”的确重新恢复了“历史决议”的定性语言。这是一套全新的教材,有关“文革”的内容依照时间顺序被归入第九单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第27课《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中“文化大革命”一小节: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反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所以,从这一点看,“部编版”教材的确更“忠实”于“历史决议”。

中国大陆中学历史教材有关“文革”的表述,2020年高一部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回归“历史决议”上的定性。(微信@大社老记有话说)

其三,在“文革”定性问题上,与“部编版”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相对,最需要“检讨”的不是“人教版”《中外历史纲要(上)》,而是2019年全国统一采用的“部编版”义务教育阶段八年级下册《历史》课本。

2017年开始,中国教育部逐步推行中小学部编教材,通知201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国所有中小学生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都使用统一部编版教材。当年,学生们拿到的教材《中国历史(下册)》第二单元《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第6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对“文革”的表述如下: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它的发动,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很短,因为在探索中走了弯路。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

作为对比,其实最受争议的是部编版初中八年级《中国历史》(下)对“文革”的暧昧定性,但此次并未改变。(电子教材截图)

而这才是此次“文革”定性变动中被某些人拿来对比的内容。不过,正如上文所说,八年级(初中二年级)的“部编版”教材早已于2019年获采用,迄今根本无消息显示该版“文革”定性语发生更动。

当然,此次高一《中外历史纲要(上)》对“文革”定性的“恢复”的确值得肯定,只是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用语“定性”为何出现如此大差异,令人匪夷所思。

当下这场“乌龙事件”与2019年初中历史教材争议都显示了“文革”定性在今天中国社会的敏感性和严肃性。

事实上,至晚十八大前中国社会左右纷争不断,各方对历史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历史争议更是“热衷”。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的确积极地介入了这一对意识形态影响极大的话题。因为正如其所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

从2013年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及1949年以来的历史,比如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抛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容相互否定的说法,“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络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习近平提及毛泽东晚年错误,认为“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

不过,随后,习近平很少就“文革”突破“历史决议”的有关定性。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也曾提及“文革”也以“左”的错误、“十年浩劫”称之。到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时,习近平仍然是以“十年动乱”形容“文革”,肯定了“历史决议”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