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历史改造台湾：李登辉埋下的伤痕 痛苦将由台湾人承担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7月30日以98岁高龄离世，台湾互联网上的评价纷纷涌现，正反两极皆有。在当前台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氛围下，有不少人肯定他的所谓“正面贡献”，包括了民主转型，以及奠定拒斥中国的台湾人认同等等。事实上，今日台湾人展现出如此的精神面貌，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恰恰就是李登辉重构历史改造台湾的结果。
这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李登辉接任台湾总统后不久，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为其出版的“言论精粹”，书名就叫《统一是中国唯一的道路》。今天台湾的年轻族群可能很难想象，被他们视为台独精神领袖的李登辉，当年竟然是高举“中国人”身份的本省籍政治精英旗手。如果回顾这段历史，更能明白不久前才创下历史新高（67%）的“台湾人”认同，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且浑然天成的过程，“天然独”更是一个禁不起历史和科学检证的概念，而是经过掌有权力的政治人物刻意形塑出来的结果。被推崇为“民主先生”、“台湾民主之父”的李登辉，就是始作俑者。
根据长期在台湾追踪认同变迁的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民调，1994年台湾人认同和中国人认同首次出现“黄金交叉”，亦即从那一年开始，中国人认同持续走低、而台湾人认同不断攀高。那一年，正是李登辉执政的期间。也就是在这一年，两岸发生“千岛湖事件”这个悲剧。当时的台湾政府，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刻意放大、强调台湾人被大陆人杀害，他更是直接在电视镜头前痛斥中共政权是“土匪”，点燃了台湾社会反对中国人身份的高度民粹情绪。
同样是在那一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提出了“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这个说法，将台湾历史形塑为一部受尽压迫和压制的辛酸史。他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与司马辽太郎一搭一唱，在对话中把“中国”和“中国人”扭曲为含糊不清的概念；同时也将李登辉塑造为《出埃及记》的“摩西”形象，象征只有他才能带领台湾人出头天、当家作主。
这些话对于后来台湾的发展，不只是一位总统的妄言，更像是一种预吿。
李登辉以总统之尊，由杜正胜等历史学者操刀，在台湾国族认同的历史教育上大兴土木。以中学《认识台湾》教科书为例，大幅缩减台湾光复的历史，而放大日本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的“现代性”。尽管当时不少史学家跳出来力阻，指李登辉是在“美化”和“肯定”日本殖民统治，但反对的声浪在政治权力面前终究宛如螳臂挡车。不只于此，李登辉主导的这套教科书，也在公民教材内诉诸有别于中国的“台澎金马命运共同体”，将“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写入课文之中，更移植日本“大和魂”的概念、对台湾中学生大谈“台湾魂”精神。
李登辉这一套历史认知与精神的改造过程，同时通过“社群营造”铺天盖地的推动，润物细无声地走进台湾寻常百姓家，等于是把他个人极其扭曲的史观，直接扩大、安插进了台湾人的灵魂当中。
继之而起的陈水扁、蔡英文，同样是靠着寄生《中华民国宪法》的方式，延续和深化李登辉路线。最为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扁、蔡两人掌权之初，都把手伸向了历史教科书，陈水扁加入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而蔡英文则把“中国史”并入“东亚史”之内。因此，当马英九有意按《中华民国宪法》精神重新调整教科书的论述，随即引发高中生大规模的“反课纲运动”，最终功败垂成。台湾青年群体历史认知的火车头，便这样朝着台独的方向驶去而不复返。
然而，李登辉改造台湾历史认知的做法，其实正为他口中“台湾人的悲哀”写下注脚。曾经说自己当了22年日本人、名叫“岩里政男”的李登辉，其年轻的生命就是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皇民化”的改造，通过教育体制的贯彻，让当时的台湾青年在精神上“改头换面”。
李登辉执政的1993年，台独组织“台湾教授协会”偕同台湾几个“本土社团”，发表了一份名为《两国两制，和平共存：台湾人民对台湾与中国关系的基本主张》联合声明，其中一段即如此写道：“日本政府企图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成功地使台湾人变得‘不像中国人’”。而22岁以前的李登辉，正是日本人把台湾人改造为“不像中国人”的成功产物之一。
问题在于，李登辉可以有他自己的历史倾向和认同立场，但做为台湾最高掌权者的李登辉，复制日本人当年的手段，用另一种“皇民化”的方式改写台湾历史，却是对台湾社会莫大的残忍。回到历史的脉络，近代台湾人的心理和精神认同已经被痛苦地碾压过两次，一次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皇民化”改造，致使一部分台湾人在面对1945年台湾光复时出现了认同错乱。
例如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在其小说《白薯的悲哀》就描绘了台湾人面临祖国同胞投以“奴化”的歧视和拒斥，尽管台湾脱离了日本殖民统治、复归中国，但两岸人民的心里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他在小说中的这段话“白薯是不会说话的，但却有苦闷！”，完全体现了台湾人历经日本殖民改造后的伤痛。
另一次是两岸分裂分治之后，两蒋为了在台湾打造“反共复国”基地，在意识形态上全面动员，一样是通过教育体制的强制规训，在台湾人心中建构起“排除大陆”、“排挤本土”的国民党式中国认同。一刀切式粗暴的认同灌输，奠下了今天台湾社会撕裂状态的种子。李登辉继任总统之后，从而有了绝佳的机会，为了巩固个人权力，在台湾大搞起省籍对立，让民众在虚妄的对立之中，无止境地虚耗下去。
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这本书中，写下这么一段话：“当李登辉当总统时，他发起台湾化程序，强调该岛脱离中国。但是这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这样做只能使台湾在重新统一的实际发生时更加痛苦。”当下的台湾人对李光耀这段话势必嗤之以鼻，对于他说的“更加痛苦”更是无法理解。但关照今天两岸关系的现实情况，李光耀的预言恐怕刺中了台湾人心中将越来越大的伤口。
当年李登辉位居总统高位，当时中美之间、两岸之间的实力对比都不若今日，李登辉或许有底气去厉行台湾人的历史改造工程，继续把台湾人改造得“不像中国人”。但是在李登辉离去的当下，回过头去看这段历程，我们可以说李登辉是相当不负责任的，他虽然成功让台独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但两岸未来必将面临的关系重构，也必将让台湾人再度经历一次精神认同的碾压。而这就是李光耀所说“更加痛苦”的根本性原因。
李登辉的台湾历史和认同改造过程，台湾人或许视为正当且合理，甚至视为其对台湾不可抹灭的“贡献”。不过，李登辉非但没有解消台湾的殖民地阴影，反而把殖民地伤痕狠狠地深埋进台湾人的心中。一旦接下来两岸关系进一步揭开了这个伤口，那般难以言喻的痛楚，已然逝去的李登辉不可能感受到，而是2,300多万的台湾人所必须正面承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