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共政法系统开始“延安整风”的四重解读

中国政法系统向外界宣示，自己要准备开始掀起一场如同78年前“延安整风”一样有重大意义的内部整顿运动。这被北京观察人士视为在“后周永康时代”，中共政法委这个被比喻为“刀把子”的国家强力部门，要发生一场大的动荡。而主导这一切的并非站在前台的政法委一众高官，真正的“执刀人”是掌握着中国最高权力的领导者——习近平。

据中国官方消息，7月8日，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主持了一场主题为“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的内部会议。从中国官方的报道来看，这场特殊的政法系统会议释放的信息并不简单，在未来一至两年内有可能掀起中国政法系统的巨大震荡。

之所以说这场会议释放的信息重要、敏感、亟待解读，可有以下几点认识。

“周永康案”后第三场运动时间表、路线图清晰

其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2015年原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落马后，中共掀起的第三场针对内部政法系统的有“自我革命”性质的政治运动。之前两场分别是“清理周永康遗毒”与“扫黑除恶”，“扫黑除恶”发展到运动后期以及基层时，中国政府将目标放到了“黑恶”的“保护伞”上，而这些“保护伞”多为政法体系、公检法系统官员。

在陈一新的讲话中，对于这次运动的意义以及定性十分“看重”。用了“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刮骨疗毒”、“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风’”等在中共政治词汇库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用词，这表明在中共高层的认知中，尽管中国政法系统经过了多次整顿，但其内部弊病未得到根除，所谓“周永康遗毒”以及各种官僚主义、蛮横强硬工作作风并未解决。目前这支政法队伍没有达到中共的最高权力掌舵人习近平的要求，才会有如此严重的定性以及如此突然一场运动出现。由此预见，此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运动将会在中国政法系统再次引发“地震”。

这场“整顿”的时间表、路线图也十分清晰。第一步是试点，中共政法委选定5个市本级及4个县市区的政法机构、2所监狱为试点单位，时间为2020年7月至10月。试点单位包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及呼兰区、江苏省徐州市及云龙区、河南省三门峡市及灵宝市、四川省宜宾市及珙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构，陕西省宝鸡市国家安全机构，黑龙江省呼兰监狱、松滨监狱。分别覆盖东北、华东、中部以及西南、西北五个地区。在试点后，2021年至2022月3月正式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

这是一场习近平主导的政法系统“自我革命”

其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这场运动真正的“执刀人”并非站在前台的陈一新，或者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而是习近平。这在陈一新的讲话中已经印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周永康案”后，中共对于政法委这个特殊的国家机器该怎样运作，如何避免再次出现“政法王”、“独立王国”情况，曾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2018年12月中共审议通过的《政法工作条例》首次清晰地定位和明确了中共党组织与各级党委政法委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从“党内法”否定了周永康时代政法“独立王国”的存在依据。该条例指向明确，政法委“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吿”“抄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在政情观察人士看来，这份文件在专列的“请示与报吿”一章中措辞鲜明地透露出，中央政法大权被收归中共中央，而地方政法大权则归于党委（党组）。

这也再度印证了，在吸取周永康案教训后，在2012年后中共强化“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政法系统作为国家机器的主导权与改革权，都掌握在中南海最高决策者的手中。今日这场“整顿”由习近平发起也就不言而喻，情理之中。

改革目的——整顿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作风”

其三，政法系统为何改革？按照会议的说法，目前中共政法系统仍存在队伍“不纯、不公、不力”，以及违法乱纪问题，甚至出现“害群之马”。尽管清除力度加大，但形势仍严峻。此外，政法中层、基层三观——法纪观、权力观、利益观——不正，导致队伍出现“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不纯”问题。

多维新闻此前对于中国政法系统进行过长期观察，周永康的落马被认为是政法系统多年乱象终结的符号，为了彻底革除过去的政法弊病，在公安改革上，中共不仅大规模肃清政法系贪腐滥权官员，如公安部李东生、夏崇源等，进行机构改革，更强调“刀刃向内”，改掉过去粗暴的执法方式，调整以维稳心态处理冲突事件的思维，推广“枫桥经验”等等。

但“后周永康时代”，中国政法系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引发舆论争议最多的事件就是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当年7月9日起，中国公安局在多达20几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明。这其中大部分人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处理。尽管当时中国最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以“维护国家安全”来回应这一争议事件，但是709大抓捕似乎再次模糊外界对政法系统改革的判断。

另外如2016年的“雷洋案”就引起舆论对中国公安素质的讨论；2018年曾一度引起热议的深圳醉酒女子遭当地警察锁喉事件等等，都让以中国公安为代表的政法体系，受到内外压力，受到来自海外和社会上关于暴力执法和侵犯人权的指控。这些都表明，在“后周永康时代”，从上至下的公检法粗暴执法制造争议案件的现象并未彻底消失。

改革目的的另一种猜测

此次政法改革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有两个信号颇值得推敲。一是陈一新在讲话中频繁提及“政治”、“忠诚”，如“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显然，政法系统作为中共对内治理的“刀把子”，“政治忠诚度”是重中之重。第二个信号是中国公安系统近年频繁有高官落马，如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孙立军。甚至更高级别的政法系统前高官也陷入传闻，以上这些现实是否也是倒逼此次政法系统“整顿”改革另一重目的，或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