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台湾人”认同创新高？　2010年代两个节点的意义

台湾政治大学选研中心每年发布的三幅“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向来是两岸关系当中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受到两岸观察家们的重视。
今年7月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台湾人认同、偏向台独（维持现状后独立）支持度与民进党支持度纷纷创下1990年代初开始调查以来的历史新高，引发社会关注。
应当注意到，民调结果的源自当下民意，但并非历史最终结论，台湾人政治态度2010以来，实际上曾产生过两次“趋势反转”。

对于最新的调查结果，台行政院长苏贞昌评论台湾人认同为“天经地义”，台独理论大师林浊水也于7月6日在台媒《自由时报》投书，称李登辉与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扮演了“建国思想传播者”（Nationalism Carrier）的角色，在1990年代以降不断发挥“正向传播效能”，使“台湾人认同”达到如今的高点，并认为这个趋势已是单行道，指出“民意结构和趋势如此，价值观、国族认同再不调整的话，国民党和民众党末来只有更趋没落而巳”。

台湾人认同乃理所当然，果真如此？实际上，不论是苏贞昌“天经地义”或者是林浊水“建国思想传播者”的说法，都没有注意到，光是2010年代以降，台湾“重要政治态度”民意就历经了两个反转点，所以与其说认同的转变受《台独党纲》辐射、视之为历史结构之宿命，不如说是历史无常数、端看政党如何操作。

台湾人政治态度2010以来的两次趋势反转中，2014年、2019年是两个分水岭。2014年以前台湾人认同、偏独立者、民进党支持度持续上升，2014年到2018年则发生第一次趋势反转，中国人认同、偏统一者持续上升，国民党支持度也回升，其后2019年发生第二次趋势反转，在第二次趋势反转中，台湾人认同、偏独立者、以及民进党支持度均创下调查以来的新高。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上述政治态度的两次反转？从两次反转的时间点来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应是2014年太阳花运动跟2018年底台湾地方选举结束至今的两岸官方严重龃龉，和随之而来的香港反修例示威运动；2020年的趋势加固，则与新冠肺炎疫情脱离不了干系。

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爆发并不是民进党主导、香港2019年反修例示威也不是，关于外部因素影响台湾人的政治态度，其实早已有之，最著名的例子是1994年台湾旅客在浙江省杭州千岛湖遭集体杀害后，台湾人认同首次突破20%并开始大幅上升、同时中国人认同比例则不断向下，两年内由26.2%跌到17.6%；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也有这种效果。

2010年代几个事件比较下来，与其说民进党引领时代潮流，不如说民进党善于从事件中汲取养分，比如太阳花运动的反转，起初主轴是反对“黑箱”决策以及自由贸易协议导致分配不公，尔后质变成为反中运动，助推民进党接连胜选；2019年的反转则源于2018年台湾地方选举结束后，两岸官方对抗程度迅速拉高，再加上香港示威影响，民进党竖立“抗中保台”大选主轴、痛打国民党的两岸论述，并赢得史上最高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更让台湾人对两岸紧密往来的恐惧得到放大，两岸隔绝后，反转的趋势得到加固。

除了操作面之外，台湾人认同变化幅度剧烈，其实也跟问卷题目不曾清楚定义概念有关，究竟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台湾人”、什么是“统一”、什么又是“独立”？这些概念30年来在台湾人心中变化巨大，所以表面上测的东西是一样，实际上则物换星移。虽然定义不够明确，但光是台湾2010年代的趋势两度反转，即可知认同与政治立场是可以不断变化的，“台湾人认同”、“偏向台独”绝非苏贞昌所谓“天经地义”或林浊水的“建国思想传播者”奏效，而是具有极强的外部性。

2016年、2020年连续两次的总统大选与立法院选举都胜选，固然赋予民进党政府强力的正当性，但是在身分认同与统独立场的相关政策实践上，却也有更加强硬之处，2016年蔡英文所说“只要我当总统一天，我会努力，没有人需要为他的认同而道歉”，在2019年以降“民主防护网”不断构建之下，未来蔡英文是否还可能会努力？或者，在台行政院长苏贞昌最喜欢说的“刚好而已”之下，如何保障政治信仰的自由？这些或许是台湾社会在关注某一政治认同创新高时，应该思考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