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国安立法而非驻军出动　香港非邓小平所料最坏情况

靴子终于落地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罕见推迟的2020年中国两会，虽然议题众多，但“港版国安法”的推出，确是最受瞩目的，而且北京以这样的雷霆方式拨乱反正，超出很多人的预料。

北京抛出的这枚“重磅炸弹”，早在2019年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有征兆，彼时通过的《决定》明确表示，要在香港“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但此时当“信号”落定，“炸弹”抛出，不管是香港、内地还是国际社会，还是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风浪。

先来看香港。经过修例风波的政治拉锯与社会撕裂，再加上回归至今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原本预计“港版国安法”的推出会引发香港各方激烈反弹，但情况出乎意料。虽然该法引发超高关注，比如不少人惊慌失措，断言“一国两制已死”、“香港已死”，网络上与移民有关的搜索量直线飙升，最为敏锐的港股亦应声下跌，普罗大众对于能否继续悼念六四、能否继续骂共产党的担忧尤为普遍，但具体到实际行动层面，网民发起集结的几场抗议“港版国安法”的活动应者寥寥，全然没有去年反修例刚开始时动辄百万人上街的号召力和动员力。

以5月24日的首场示威抗争为例，虽然Facebook上看似人潮涌动，警方也出动了烟雾弹和水炮车，并逮捕了193人，但Google上的搜索量显示外界对于游行的关注度很低，比起需要装饰自己“脸面”的Facebook，显然Google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再看内地。同样受修例风波影响，内地民众对香港的情感已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往认为香港是座现代、文明、法治的都市，可一场修例风波不仅让这些好印象毁于一旦，不少人甚至在舆论过於单向度的引导下变得仇港、恨港，认为香港成了“臭港”，走上街头的香港年轻人沦为“废青”。故此，呼吁“中央赶紧出手”早在去年暴力冲突不断之际就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今次“港版国安法”强势拨乱反正，自然令内地多数民众一片欢腾。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两会做“说明”时，大会现场几次被如潮的掌声打断，会场内两千多名代表的民意，与会场外14亿内地民众的民意大体相同。

最后是国际社会，以美英反应最为激烈迅速。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一时间警吿中国，若北京通过《国安法》，美国将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之后在5月29日召开的记者会上批评中国已经把“一国两制”承诺变成了“一国一制”，“我指示本届政府开始着手取消给予香港不同和特别待遇的政策豁免。我今天的声明将影响到我们与香港达成的方方面面的协议，从引渡条约到我们对两用技术的出口管制，以及其他一些协议，几乎无一例外。我们将修订美国国务院对香港的旅行建议，以反映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的监视和惩罚的危险增加”；

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也谴责“港版国安法”是对香港高度自治“宣判死刑”,并于5月27日发表声明称香港不再享有特殊法律地位；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Kevin Hassett）表示中国此举可能引发资金出逃导致香港失去亚洲金融中心地位；

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发言人则抱持一贯的语气，称英国政府正密切观察情况，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方，英国将致力维护香港自治并尊重“一国两制”；港英时期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言辞更为激烈，痛斥“香港人遭到中国的出卖”、“这是彻底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别再以为向中国叩头后会有大罐黄金等着我们”，并表示英国对香港负有“道德、经济和法律”责任，应该为香港挺身而出云云。

“炸弹”抛出后激起的各方反应，显然在北京的预料之中。一方面，“港版国安法”触及的是香港最大的政治，用北京官方的说法，这是“头等大事”。想想看香港回归至今已经二十三年了，《基本法》第23条却迟迟不能立法，虽然在首任特首董建华任上被提上日程，最终因50万人的七一大游行而吿失败。后来的几任特首，虽然口头上都承认第23条立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上谁也不想碰触这个烫手的山芋，所以一再搁浅，致使香港沦为一座世所罕见的国家安全“不设防”城市。今次北京出手直接触动香港最为敏感的神经，引发社会上的震动一点也不意外。《逃犯条例》这朵小浪花都能引发百万人上街，更何况“港版国安法”本身就是一场“海啸”。

另一方面，不管是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香港社会，还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长期以来都有“反中”、“恐共”的社会情绪和“民意”基础。虽然内地与香港之间，中美之间都有过“蜜月期”，但现在来看，当初的“蜜月期”要么是表象，要么是有条件的。比如内地与香港之间，在九七回归到2008年前后，曾有过一段热络期，但撕开表象的热络来往，就会发现被忽略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以及北京在“河水不犯井水”之下的不作为。再如中美之间，在中美建交前后至六四事件前的时间里，中美创下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邓小平1979年旋风访美更是在西方世界刮起了一阵中国风，但中美蜜月的背后，是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而且当时中国刚从文革泥潭中艰难地爬起来，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实质性威胁，这就是“条件”。

当表象被戳破，条件被推翻，“反中”、“恐共”的情绪很快就被调动起来，并最终形成一股看似强大的“民意”。香港如此，至今仍抱持着“东方主义”思维惯性的西方社会亦如此。区别只在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在过去二十三年里曾有过很多次机会去戳破表象，最大限度化解情绪，重建民意基础，结果被一次次主次矛盾错置而浪费掉了。

面对条文细则尚未明确的“港版国安法”，港人虽然不免焦虑疑惑，但多数人心里很清楚，既然最高权力机关主动出手，背后只能是中央不容置喙的政治意志。这不同于特区政府对于《逃犯条例》的修订，可以在强大民意的倒逼下戛然而止，“港版国安法”从一开始就势在必行。用港澳办主任夏宝龙5月27日会见港区政协委员时的话说，预计这段时间香港会受到冲击，甚至出现更坏的情况，但都不会动摇中央落实“一国两制”和订立“港版国安法”的决心。

政治意志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实实在在的准备。政治意志也不是鲁莽从事，而是对最坏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北京此番出手，显然已经评估过各种可能性以及“最坏的后果”。而在各种可能性和后果之外，人大立法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支撑，一是香港之乱的现实，二是合宪、合理、合法。

首先是香港之乱。5月17日，中央电视台推出题为《另一个香港》的两集纪录片，在第一集《香港之乱》中，香港修例风波期间的一系列暴力画面集中袭来：有人在肆意纵火，有人手持棍棒在袭警，有人在毁坏路灯等公物，还有一群人在围殴异见者，大学从“象牙塔”变成了“兵工厂”，昔日讲文明讲法治的港人成了“恶魔”般的存在……类似的场景，自2019年6月初修例风波爆发以来，在香港已经常态化。有香港市民感叹：“刹那间，好像都不认识了”、“人心惶惶”、“真的是死城”。

除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街头暴力冲突外，原本应该承担起香港改革重任的各方，比如港府、建制派在风波中纷纷缴械投降、得过且过，抱持绥靖政策，反对派则为了保住反修例的“成果”，斯文扫地成为议会内的勇武派，好不容易被一场修例风波倒逼出来，且摆上台面的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又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冲击下被遗忘了。港府智囊、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刘兆佳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一直以来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政治担当来推动国安立法，“我自己在政府那么多年，不觉得特首跟那些主要官员真正意识到要通过立法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而考虑更多的是他们各自的民意”。

从社会之乱到上层之乱，再加上外部力量各有所图的掺和，香港不仅沦为“暴力之都”，而且也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突出风险点。因此，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责任、对香港繁荣稳定怀有最大关切的北京，不可能坐视不理、放任不管。

其次是合宪、合理、合法。反对“港版国安法”的群体，嘴巴上都会喊违反《基本法》，不符合“一国两制”，或者如彭定康所说破坏《中英联合声明》等。对于此类质疑，不管是从宪法、《基本法》的具体条文，还是从邓小平当年对于“一国两制”的构想，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适用范围，都不难进行反驳。归结起来，《基本法》是一部系统的法律文件，不能孤立地、断章取义地理解各项条款，而且《基本法》的立法目的是理解所有条款的重要出发点，那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如果“一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一国两制”也将失去制度建构的意义。

回到当年“一国两制”制度构想和《基本法》起草阶段的历史情境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在《基本法》起草之际，邓小平曾对起草委员会说，“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有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

颇具长远政治眼光的邓小平一语成谶，现如今香港面临的结构性困局，不就是因为“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才导致的结果吗？第23条立法长期被搁置、国家安全漏洞无法修补而导致的乱局，不就是“非北京出头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同样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预估到最坏的后果：“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修例风波发生后，有太多的“证据”表明，这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面临的最严峻危机，香港也确实正在滑向“反对大陆基地”深渊。如果说走上街头的示威者一开始的诉求还是明确的，那就是“撤回恶法”，但随着情势的发展与演变，尤其是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响起，并在香港各个角落被张贴传播，这场风波的性质就已改变。

反对派在立法会疯狂“拉布”，多次扬言瘫痪政府，并按照“立委过半、选委过半、选出泛黄特首”三步走的路线图，采用“黑暴”“揽炒”等极端手法为选举造势；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发表的《真揽炒十步》，意图通过揽炒夺取立法会多数议席，瘫痪政府，迫使中央出手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政治和经济制裁”；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索性公开表示“为美国而战”……虽然港人可以就此辩解说戴耀廷、黎智英只是少数人，不代表多数走上街头的“和理非”，但停不下的车辆会不会最终拖垮马，谁也不敢拿香港当赌注。何况修例风波之演变轨迹，就是摆在世人面前的现成例子。曾任香港学联副秘书长、现为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的林朝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感慨，一开始人们只是为了表达合理诉求和对港府的不满，为什么会借题发挥到了破坏国家安全的地步？

虽然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说清道明，但当“港版国安法”靴子落地后，香港已经主动或被动完成了“头等大事”，克服了最大障碍。用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会见港区代表时的话说，香港有很多深层次的经济民生问题要解决，也必须解决，“但解决有个前提是甚么？要有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很多问题就提不上议事日程，就没有办法在社会进行共同讨论，形成共识”。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亦表示：“从过去大半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香港已经出现一些挑战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安全、冲击‘一国两制’的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问题是，我们没有遏制的法律和机制，导致局面相当严峻。”对于一些人埋怨北京“乱扣港人帽子”、“借故整顿香港”，曾钰成亦坦言：“有些人‘觉得与否’是一回事，我们要看事实。那四大罪行为何首要针对‘分裂国家’？因为‘港独’愈来愈嚣张，新冠肺炎疫情一退，他们就开始集会，唱唱歌也就算了，还到处高呼‘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这能视为‘言论自由’的体现吗？不！”

“港版国安法”不可避免会造成香港部分群体反弹以及一定规模的示威抗议，但长痛不如短痛，比起香港在各方面步步倒退，如今至少向前迈出了关键一大步，后续或将倒逼香港转而“进三步退一步”也未可知。只是所谓的“进”与“退”，恐怕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脉络里，才能看得更清楚。

同样需要放在更长时间周期里才能看清楚的，是“港版国安法”的溢出效应。按照王晨所做“说明”，“港版国安法”主要针对四类行为：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换句话说，此法是针对极少数人，对大多数港人不造成影响，香港“马照跑、舞照跳”，还可以继续骂共产党，六四集会亦不会受影响。

但这显然并非“港版国安法”的全部分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认为，“港版国安法”给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提了一个醒，香港本地的制度如果离国家安全标准越来越远，一直跟不上的话，中央肯定会被迫继续推进其他领域的国家安全立法。田飞龙表示：“此次立法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中央主动管治行为，它可能不仅对香港社会，也对台湾的台独势力、对美国可能都会带来很大冲击，美国方面今后可能也会做出一些制裁性的反应。”

不消说，此次“港版国安法”确实给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敲响警钟。虽然修例风波发生以来，北京在不同场合一直不忘表态“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执政、支持林郑月娥”，韩正两会期间亦赞扬林郑月娥“积极有为、市民普遍认同”，直言香港“政治生态不错”，但是刨除现实政治需要的成分，恐怕所有人都清楚林郑月娥在修例问题上的实际表现，以及香港政治生态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港版国安法”既给街头的勇武派浇了一盆凉水，也直接打脸特区政府。不过林郑月娥还算识大体，5月24日她在Facebook上坦言：“面对一个近乎被瘫痪的特区立法会，非建制派议员由往日的疯狂‘拉布’，演变到今天的暴力‘拉扯’，我们有能力在立法会通过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吗？”对北京来说，“打脸”从来不是目的，“港版国安法”不是想实行“一国一制”，也不单为了解套第23条立法、兜底国家安全，而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至于对台湾和美国的冲击，更多是在心理层面。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扬言要切断与中国的所有联系，到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吿前所未有地不提两岸“和平”统一，都表明中美之间、两岸之间已经是“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的关系。区别只在于，中美双方是清醒的，所以特朗普基于选情考虑，也为了转移疫情带来的国内压力，嘴巴上虽然不停污名化、攻击中国，但在战略报吿中依然强调与中国保持合作的重要性；中国即便将美国当作香港乱局背后最大的支持者、操控者，回归现实后依然强调中美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台湾则不同，因为一直在装睡，一直在自我欺骗，蔡英文“5•20”讲话空洞无干货，很多台湾民众却轻易被说服。民进党政府扛着“民主抗疫”编织的“反中共同体”屡屡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口惠而实不至，没有一个国家为台湾做一件实事，最后却因蓬佩奥的一封贺信持续亢奋不已。今次“港版国安法”落定，对装睡的台湾以及将香港作为棋子的美国，无疑都是一枚震撼弹，因为“两岸必须统一”不只是说说而已，即便会遭遇美国的经济制裁，中国也不会任由其在香港插手。同样，对台湾而言，“一个中国”是北京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基本的底线，就像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抗疫一样，因为在疫情面前，人命关天。

如果说，2015年7月中国推出《国家安全法》时，北京还寄望于香港能通过自行立法修补国安漏洞，而今，随着内外两个大局在疫情这一催化剂的影响下发生根本变化，尤其是当这样的变化触及到了北京的底线，改变已在预料之中。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港澳代表人士时反复说的，一切的衡量标准就是香港是否繁荣、稳定、发展，对香港来说是否是好事。所以在回归早期只要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北京可以最大限度包容香港，比如为了尽可能照顾港人情绪采取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对港政策，事关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即便迟迟未能立法也并没有另辟蹊径修补国安漏洞。这样的让步与包容，虽然从消极方面看为今天香港的乱局埋了雷，但从积极的方面看，也说明北京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一国一制”，而是在尽可能去兑现邓小平“五十年不变”的承诺。

历史总是在各种偶然和巧合中，以及各种力量的撕扯中前进，香港尤其如此。二十三年前，中英在关于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的谈判中出现分歧——英方为了彰显“光荣撤退”，主张交接仪式放在中环露天大球场；中方则选址于新建的会展中心。表面看，中心的外形像极了北飞的大雁，象征香港这个在资本主义潮水中浸泡的“孩子”终于回到“母亲”怀抱。可终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太平山顶观之，会展中心更像是一只巨龟，预言了香港人心回归长路漫漫。“港版国安法”只是改变香港乱局的开始，就像当年中国收回对香港行使主权只是回归的开始一样，因为香港的人心回归，在历史与现实的裹挟下，任重而道远。

本文转自《多维CN》058期（2020年06月刊）封面故事栏目《“港版国安法”一锤定音》。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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