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央三“意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韧性和钝性

“港版国安法”霸占了全国“两会”所有聚光灯、所有版面。事实上，在此之前的一周，中央相继发布三份文件，冗长的文字并没有在香港舆论中产生多大的涟漪，但蕴含的讯息意味深远。当中最重磅的无疑是回答“甚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世纪之问，其他两份则恰恰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韧性和钝性的两个切面。
作者：任淼

三份文件当中，5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是标志性中央文件，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使人“不明觉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5月17日）似乎离香港过于遥远，事不关己；《关于金融支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5月14日）看似跟香港非常相关，但又难以看懂。

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毫无疑问是中共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延续性文件。《香港01》当时就有提出，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方面之一。

注：其余方面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用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逾万字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确实不好读懂。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容易让人混淆分不清楚。然而，要看懂这份文件，必须从这三个词的逻辑关系开始。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是最高的维度，正如前文所言，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系统描述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中一个方面。

理论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应是陌生的概念。中共十四大明确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后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十五大第一次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十六大到十九大，一直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到十九届四中全会扩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即表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扩展为三个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其中之一。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新的概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优势，使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地转化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高品质发展的治理能力。

这是有迹可循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时曾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言下之意，只有坚持而非割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科学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和科学的内涵。

去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也是一脉相承—为了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有机结合要求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

事实上，今年4月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系统描绘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机制。如今进一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此类文件并非是临时可以完成的，不用跟任何短期事件挂钩联想，而如果连贯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整，以及接连两份意见稿看下来，基本就可以回答外界的质疑—“中国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世纪之问。它当然是，但又不同于一般认知的市场经济。

隐晦文字释放重大信号

从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到要素市场化配置意见，再到上周发布的这份意见，可谓递进地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如何完善，需要做甚么事，至此，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画卷基本勾勒。当然，要注意的是，这项论述固然宏大，但基本上没有具体时间节点的表态，后续每一个细节的进展都仍需跟踪与评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恰恰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两个剖面。一个是东部（大湾区），一个是西部；一个是基础建设，一个是金融发展；一个是N版再规划（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敲定对西部进行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一个是湾区新尝试。

确实，港人对西部大开发是没有太多感觉的。此番更有疑惑—怎么又来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升级了不同的版本，很少人会知道，其实最初就有“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可按五十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的规划。西部，别说是港人了，即便对于大部份内地人来说，都相对陌生。即便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并不容易为人所知，更非媒体追逐报道的热点，许多人感官上还停留在这片土地欠发展的阶段。这不要紧，从今次意见提出强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建设一批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积极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都能嗅到西部清新的味道。特别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导，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更可知在中央考虑西部大开发时，会统筹考虑到哈萨克、吉尔吉斯、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安排。

对西部大开发兴趣寥寥，可以理解。但为何本地舆论对香港处于其中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也如此冷淡？

虽然在这份意见里，“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发挥香港金融体系的独特优势，支持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补、互助和互动关系”仍然被强调，但也不过如此。已经习惯了被冠以“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需要更清醒的认识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

仔细翻看这份《关于金融支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让人产生两点异常明显的感触。其一，在疫情大流行叠加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情况下，中央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平台向全世界发出了金融体系开放的重大信号，表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矢志不渝；其二，基于开放原则，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又进一步，人民币国际化力度更大。从意见中“30条”可见，金融市场开放更多“以我为主”， 在人民币境外流通、清算、兑换等方面推出了多项政策措施，对比来看，境内部份的安排明显更多。其实，今次意见毫无疑问是去年年初《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具体操作文件，一年以来，据公开报道，“金融支援大湾区17条措施已落地深圳”，试问，一年以来陷入反修例风波的香港在这个范畴内又做了多少工作？恐怕，中央战略方针已定，有其节奏和规划，香港已经时不我待。

去年爆发中美贸易战，今年又有了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世界都在问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这三份文件用最为隐晦的文字表达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具有的韧性和钝性。韧性是能屈能伸、坚韧不拔，得不忘形、失不灰心。有了韧性才有弹力。钝性是一旦认定目标，便持之以恒、绝不轻言放弃，直至成功。如此再看这几万字，便不再生冷。

上文节录自第21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1日）《透视中央三“意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韧性和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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