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香港治理之变　北京考量的两个大局

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当天（5月27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并就“港版国安法”发表讲话，呼吁香港各界携手打好、打赢“香港保卫战”。在“香港保卫战”之前，中国刚刚经历过“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为了打赢后两场保卫战，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说，“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对于摆在面前的“香港保卫战”，中央也是一样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做了最坏的后果预期，从中不难看出中央的政治意志。

夏宝龙与港区政协的会面，与其同为政协副主席的两位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亦有参加。据与会委员引述，夏宝龙在会上直言，从“占中”到旺角骚乱再到去年延续至今的反修例风波，已经触碰了中央底线，中央也忍了很久，今次推出“港版国安法”，中央已准备好抗击外国势力的干预。

对于接下来香港的可能局面，夏宝龙表示预计这段时间香港会受到冲击，甚至出现更坏情况，但都不会动摇中央落实“一国两制”和订立“港版国安法”的决心。

正如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刘兆佳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所说：“中央表现出的强大意志，并不是说从来都有，中央对香港不可能没有诸多政治顾虑，比如担心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会不会打击特区政府，会不会连累建制派，甚至会不会影响到香港对中央的信任，会不会让香港社会产生恐惧等等，所以中央现在这种强大的意志也是被逼出来的……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局面，中央才产生那种强大的危机感、紧迫感，才要背水一战。”

将时间倒推至2015年7月，彼时中央推出国家层面的《国家安全法》时，即便香港已经发生过“占中”运动，但中央仍寄望香港能通过自行立法修补国家安全性漏洞。而今随着香港反修例风波的爆发，内外两个大局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催化剂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尤其是当这样的变化触及了中央的底线，改变已在预料之中。

对内：看似消极其实积极

内外两个大局是十八大至今中共领导人反复提到的。香港对自身内部这一“局”的变化有真切的感受，尤其是去年6月爆发、延续至今的反修例风波，已经将香港拖入泛政治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中央今次出手订立“港版国安法”，最直接的原因也是反修例风波发生以来的香港之乱。虽然香港人心思变，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什么才是香港真正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也鲜有人认为香港之外正在发生的另一个“大变局”跟自己有多大关系。所以当中央布下“夏骆新局”，试图推进对香港的结构性改革时，港人普遍显得不明所以；当中央将外部势力定为搅乱香港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时，港人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表示“哪有什么敌对势力”，认为这不过是中央“搞香港”的一种托词。

不管港人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的内外两个大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于内部而言，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很多人可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嗅出了悲观的味道，比如在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就业、保民生”贯穿始终，单单“保”字就出现了85次；再如报告中没有具体设定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而该指标自1995年设定以来，仅在2000至2002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经济恢复期连续三年没有设定；再如李克强在两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坦言，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可见“厉害了我的国”背后依然有着庞大且脆弱的底层……

对于这些蛛丝马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解释是这是另一种实事求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次疫情，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会定在6%左右，但疫情发生以后有的事情不由其做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中国受到的影响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李克强亦对高频出现的“保”字有另一种理解，“听起来，‘保’好像是一个相对消极的说法，但其实不然。‘六保’针对的都是当前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是直面和克服问题困难挑战的积极举措。”不论如何，中国内部的变局是确定无疑的，中国5月下旬陆续推出的几份红头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等等，都是为了应对内部变局所做的调整与规划。

对外：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再看外部之变。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已有不少人预测世界格局可能的变化，虽然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都认同一点，那就是世界格局将会因为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样的世界格局之变，对于中国来说，感受更为明显。

一方面，在疫情发生前，中美两个大国就已经是“新冷战”的状态，现如今疫情、台海、香港等全方位的较量，更是让中美关系进一步降温，甚至不少人开始预言中美局部热战的可能性。尤其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不惜切断所有对华联系”相威胁时，更是加剧了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担忧。

另一方面，疫情目前在中国得以基本控制，却仍在全球蔓延，中国既被不少国家寄予了“救世主”的厚望，又不得不因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而背负着某种程度上的“原罪”。也因为这样，此一外部变局对中国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比如中国或可借此在新形态的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又挑战重重，比如国际社会层面的排华、经济层面的去中国化以及法律（政治）层面的调查与追责等等。

香港：最前线下惊慌失措

不消说，在中国的内外变局之下，香港注定是反应最为激烈的那一个。再加上自身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更是让习惯于从香港看香港的各方，对于香港之外的变局熟视无睹。现如今，当香港在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裹挟下被推到大变局的最前线时，人们才开始惊慌失措，尤其是“港版国安法”的订立，令不少人担忧美国一旦真的取消了香港的特殊法律地位，不再承认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势必打击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到时香港还有什么独特优势可言？在整个国家战略中又该如何自我定位？

类似的焦虑情绪，就如同香港回归之初不少人的茫然失措一样，这是香港重整旗鼓再出发必须经历的阵痛期，这样的阵痛期是长是短，虽然与外部变局关系密切，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取决于香港自身，“香港保卫战”还是离不开700万港人。

中央对此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因为在中央看来，香港已经不会比现在更糟了。反修例风波发生以来，有太多的“证据”表明，这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面临的最严峻危机，香港也确有滑向“反对大陆基地”的切实风险。

如果说走上街头的示威者一开始的诉求还是明确的，那就是“撤回恶法”，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演变，尤其是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响起，并在香港各个角落被张贴被传播，运动的性质已变。时至今日，“香港独立唯一出路”更成为了一些人明目张胆叫喊的口号。虽然部份港人可以辩解说暴力“揽炒”者只是少数，不代表多数走上街头的“和理非”，但停不下的车子会不会最终拖垮马，谁也不敢拿香港作为赌注。

世界在变，香港如何能不变？

回看香港回归至今的二十三年，邓小平当年承诺的那句“五十年不变”就像港人的心魔一样，好像只要站在己方立场维持现状就可，不怕挂一漏万。但香港之外，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一心只想着“五十年不变”的香港最终不可避免被卷入到一场大变局中，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严重撕裂，以及无以名状的身份焦虑。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就像反修例风波一样，至少时下来看，正是反修例风波引发的民意海啸，让各方都无法再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今次全国人大推动制定“港版国安法”，虽然短期内香港可能会遭遇美国制裁，自身的金融中心地位和优势也会受到影响，但长远来看，对香港来说终究是利大于弊。

所谓“不谋全域者，不足谋一域”。只是不知道，港人是否能真的读懂当前“全域”与“一域”的真实关系？

上文节录自第21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1日）《香港治理之变　北京考量的两个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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