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调国防军费　中国能否抵制美国战争威胁

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而被推迟两月有余的中国2020年“全国两会”，终于在5月下旬召开，年度国防预算数字一如既往是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在疫情冲击下，今年国防预算增幅有所下调，但仍然维持着较高增速。适当下调国防预算增速应该有纾解民生困境、保障经济发展的考量，而维持较高增速，应该是着眼于当前所处的愈发艰难的国际环境，适当增加国防预算以冲抵美国压力、维护自身安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5月22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篇幅明显短于往届，既未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目标，也未提中国年度国防预算数字。中国财政部当日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却显示，中国军费今年预计达12,680.05亿元人民币，增长6.6％。这一增速低于2018年的8.1%和2019年的7.5%，也是2011年以来首次降至7%以下。

中美军事较量风险激增

近几年，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多次在全国两会前呼吁大幅增加国防军费、提高GDP占比等诉求，今年5月18日，他在个人微博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提及此事，并简单罗列了三个理由，分别是中国经济有望实现全年正增长、以美国为主的外部环境的严峻化趋势、中国国防军费占比低于美俄印等国。

5月21日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张业遂被问及国防预算问题时表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保持在1.3%左右，应该说大大低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与第一大军费开支国相比，2019年中国国防费总量只相当于它的四分之一，人均只相当于它的十七分之一。每年国防预算都由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从2007年起，中国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军事开支报告。”张业遂虽然没有直接公开军费数字，但也为中国提高国防费预留了空间。

与过去多年相比，中国的外部国际环境明显恶化，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将中国视作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外交、军事、贸易、科技、舆论等方面的全方位施压。绵延两年有余的贸易战虽然按下“暂停键”，但以中国华为公司为关键标靶的科技封锁却持续升级，此外，还有时不时出现在中国周边进行武力威慑的军舰或军机、多种方式操作台湾问题并加强美台联系，以及从对新疆反恐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媒体舆论攻势。诸般做法展现了美方逐渐完成了以中国为打压目标的国家动员，并且先行确立了一种战略攻势。

得益于远超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美国从未避讳着手于军事领域的动作，以军舰、军机在中国周边进行抵近观察或在中国南海宣示所谓“航行自由”，早已是国际社会见怪不怪的景象。作为“冷战”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拥有全方位的优势，但相对于正在持续崛起的中国，其经济优势、科技优势已逐渐变得黯然失色，文化和舆论等“软实力”也愈来愈不起作用，只有军事优势仍然令中国难以望其项背。因此，在未来中美关系的演进中，军事较量很可能会被愈来愈多地摆到台面上。例如，美方近期迟迟不回应俄罗斯的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动议，却提出把中国拉入美俄军控谈判。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似乎十分看重本国的武装力量，2019年3月，他曾向国会提交创纪录的7,500亿美元国防预算。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于全球迅速蔓延之际启动全球撤侨的行动，客观上减少了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顾虑，甚至被认为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不可否认的是，面对中国持续不断的崛起与赶超，美国戒心日增，“鹰派”当道。美国国内不论是经历过“冷战”的老一辈精英，还是在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教育和宣传下成长起来的政坛新锐，愈发焦虑甚至偏于狂躁，“麦卡锡主义”趋于高涨，鼓吹中国军事威胁，由此势将增加美国对军事力量的投注和倚重，容易诱发战争冒险行为与挑衅动作，进而对中国造成实质性的军事威胁。

不得不备战　且需不落下风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美关系有过两次明显的低谷，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前后，二是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之后。而以目前的中美关系来看，似乎与第一次低谷时愈来愈具有可比性。作为一个与美国明显不同的新地区性大国，中国当时的出现，被美国视为严重的威胁，最终演变为一场发生在中国周边国家、以常规性武器为作战工具的局部战争。

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提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说法，而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共及中国地位。如今中国临近“民族复兴”的关口，再度受到美国的强烈敌视和全方位施压，中美或许又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通过某种较量方式确立彼此的相互认知与相互关系。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美之间很有可能发生一次在特定时间段、以特定形式呈现的战争，两国都须做好准备以免形势过于失控。

其实，即使中国无意参战，但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不得不有所备战，而且必须确保不至于明显落于下风。可是，以目前中国的军事实力来看，能否与全球最强大的美军一战，尚有很多未知之数。

中国军队国防任务吃重

中国对上一次参与的战争是三十年前的中越战争，现代信息化战争更是从未一试，实战能力存疑。相比之下，“冷战”后美国在本土之外的作战几乎从未间断，而且是很多场战争的发起者，积累了相当多的实战经验。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军队经历了一番剧烈的整顿与深刻的变革，包括两位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在内的众多高级将领被调查，国防和军队改革更是近乎脱胎换骨，形成了全新的管理与作战体系。其中的改革动向包括：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宣告中国军改正式开场；2016年1月，取代原七大军区的战区体制正式开始运作；2017年7月，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等国防科研院校机构举办成立大会；2018年11月，继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两场攻坚战后，又开始第三场改革攻坚战即军事政策制度改革；2019年12月，中国军方先行公开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相关方案，此后将全面推开军衔主导的军官等级制度改革。

可见，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时至今日大体完成，但尚未完全落幕。中国军队经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变动之后，是否已经形成了新的战斗力？对此，外界难以知晓。

与中国国防军费关联度较大的一项改革是从“有偿服务”到“军民融合”的转变。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与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2018年年底前全面停止军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此举虽然切断了军队易受外部腐蚀的途径，但客观上也减少了军费来源。而军民融合的效益取决于军民之间合作管道的打造，以及社会和市场领域是否已经拥有了与之相匹配的产业体系，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建成的。

重演“冷战”时军备竞赛？

美国赢得“冷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苏联的经济因为“军备竞赛”等问题被拖垮。如果中美两国竞相擡高本国军费，或许也将转入“军备竞赛”的危险轨道。不过，中国并非前苏联，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美国比中国更像前苏联，更经不起“军备竞赛”的折腾。例如，中国是“世界工厂”，财政充裕，军费占GDP比例至今不足2%，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而美国则受到产业空心化的困扰，财政赤字高涨，军事霸权布局全球，军费支出居高不下。因此，担心中国滑入“军备竞赛”可以说是为时尚早，与美国相比，中国军费有着更高的提升空间。

另外，中国处于一片地缘政治比较复杂的区域，军事压力不仅来自美国，与日本、印度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领土纠纷，和平统一台湾的现实可能性几乎为零。维持一个更具优势的军事存在，不论是为打仗还是备战，不论是为常规战争还是核威慑，确实有无可厚非的必要性。

上文节录自第21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1日）《上调国防军费　中国能否抵制美国战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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