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骆新局】以斗争求团结——北京“亮剑”香港泛民

与以前中央治港系统放低身段，曾尝试以妥协姿态争取泛民回心转意不同，最近随着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简称“两办”）同时以法律语言公开“亮剑”批评泛民，新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身兼副主任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正在依循积极“一国两制”思路，打开治港工作新局面，改变对待泛民的策略。《多维新闻》发表社论文章《以斗争求团结—北京亮剑香港泛民》。以下为文章全文：

过去一些天，夏宝龙、骆惠宁主持的“两办”高调批评郭荣铿等泛民议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为一己政治私利”，滥用程序，恶意“拉布”，“蓄意造成内务委员会停摆”，“导致大量涉及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立法活动无法进行”，“是对香港整体利益的肆意破坏”，“其破坏行径是与‘暴力揽炒’‘经济揽炒’相呼应的‘政治揽炒’”。不仅如此，首度亮相的中联办发言人还谴责“香港一些政治人物频频到外国‘告洋状’”，“赤裸裸出卖香港和国家利益、毫无国家观念和民族尊严的行径”，已突破“‘一国两制’底线，是祸国乱港行为”。5月2日，中联办发言人在回应5月1日少数激进示威者的非法示威时，更是措辞严厉地批评“反对派已经沦为毫无底线的‘揽炒派’”，“要把香港推向无底的深渊”。相较于以前，“两办”发炮之力、用词之严，都为近年所罕见。

无独有偶，与“两办”批判泛民同时进行的是，4月18日香港警方依法拘捕黎智英、李柱铭、李卓人、梁国雄、何俊仁、吴霭仪等15名犯罪嫌疑人。这15人皆是香港泛民主要人物，在修例风波期间为示威抗议推波助澜，今次因涉嫌非法集结罪被拘捕。这虽是香港警方正常执法行动，但在“两办”“以法亮剑”的时刻发生，获得港澳办“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违法者必须依法受到追究”的“坚决支持”表态，不难从中看出“两办”对于这15人及其背后泛民群体的态度。

上述事件反映出在经历过去年修例风波之后，“两办”正在主动出击，改变以往回避介入香港矛盾冲突和“以妥协求团结”的消极治港方式，开始主动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公开表明立场态度，转而以斗争手段向泛民施压“亮剑”。它意味着本来有机会成为北京治港团结、联络对象的泛民，因为多年来的对抗心态与政治投机主义，尤其是因为在反修例风波中扮演的消极角色，已经变为被严厉对待乃至被斗争的对象。

曾几何时，对于在香港政治光谱中占有重要比例的泛民，北京曾以妥协的姿态，放低身段希望能和对方沟通。在香港回归前的政治谈判阶段，泛民一直是“民主回归”的主要倡议者之一，和北京保持着良好沟通，司徒华、李柱铭等泛民主要人物还进入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但因为“六四”的爆发，本就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的双方开始矛盾凸显，在过去二三十年争吵不断，围绕23条立法、政改、特首选举、陆港融合、修例等问题接连发生激烈冲突，有时甚至水火不容。在这个过程中，原有北京治港体系的一些官员和部门固然缺乏对香港市民和主要政治力量的沟通意识，存在刻意疏远、压制泛民之嫌，但泛民同样深陷意识形态迷障难以自拔，经常忽略香港和国家大局，为逞一时之快，情绪化地为了反对而反对。

然而纵使如此，北京还是希望以柔性姿态，缓和与泛民的矛盾。2016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港时，特意抛出和解的橄榄枝，会晤了部分泛民议员，将泛民形容为“有不同意见的社会群体和代表人物”，表示要“耐心地倾听，了解对方的立场，让他们把话说出来”。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接受采访时亦称，“从《基本法》角度来看，泛民属于建制人士”。随后，北京又为部分泛民发放了回乡证，劝退了一心希望竞选连任特首但遭到泛民极大反对的梁振英。但遗憾的是，北京以妥协求团结的策略并未成功，泛民依旧被意识形态和政治私利绑架，以高冷姿态将香港自外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之外，对中央伸来的橄榄枝不理不睬，不断触及中央政府疼处。尤其是去年修例风波以来，泛民更是被激进路线裹挟，误以为民气可用，深陷政治投机主义的泥潭，一边和美英唱和，试图联合外部势力对抗北京，一边纠合民意，抱团激进本土和街头“勇武派”进行“政治揽炒”，日益激进化、民粹化，严重损害与北京之间的互信，既冲击到香港“一国两制”，也伤害了更广泛的国家利益。

2019年10月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就“一国两制”未来要“坚持和完善什么”、“巩固和发展什么”进行了系统规范，为习近平新时代积极“一国两制”注入了新内涵。进入2020年，北京首先调整中央治港机构顶层设计和主要人事布局， 不久前又进一步明确了“中联办”在香港的特殊定位与监督权力，而夏宝龙、骆惠宁两位中央治港部门主官通过最近的一连串发声，则正式改变了以往对于泛民的定位，以此为标志，中央以后不再以妥协来求得与泛民的团结，而是开始采取斗争方式来和泛民“沟通”。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北京要注意香港市民特别是“和理非”群体的的心理承受，但为了改变近年来日益令人忧虑的情势，治港团队尤其是夏骆没有选择，必须刹停目前走势。某种程度上讲，这其实是借鉴了毛泽东当年的统一战线智慧，从过去的以妥协求团结转变为以斗争求团结。1940年中国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当时毛泽东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个策略在当时有效压制和孤立了统一战线内部的顽固势力，争取了统一战线内部犹疑、骑墙的中间势力，发展了统一战线内部的进步势力。

近年来习近平在政治实践中也展现出如毛泽东一般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在谈到斗争问题时更是多次主张“讲求斗争艺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今次“两办”主动出击泛民，就是对“以斗争求团结”精神的具体运用。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斗争”不是为了把对方尽数推到敌对阵营，更不是为了让对方从政治甚至肉体上消失，斗争只是手段，“团结”才是最终目的。至于如何斗争，也要根据“团结”的需要区别进行。就像当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内部分为顽固实力、中间势力和进步势力并区别对待一样，今天北京治港在对泛民“以斗争求团结”的过程中，同样要注意区分三种情况：港独或勇武；“和理非”群体；在港独、勇武与和理非之间玩弄的骑墙派。其中，对于已经演变为敌我矛盾性质的非法港独或勇武，应该要以精准打击为主，避免“伤及无辜”；对于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和理非”群体，应同时采取教育和施压方法，以团结为目的去和他们进行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注意他们的心理承受；对处在灰色地带的骑墙派，则应该以较大力度通过斗争迫使他们不再投机，至少要坚决阻挠他们滑向港独或勇武，尽可能让他们回归理性，不断向“和理非”立场靠近。

目前泛民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投机主义，在港独、勇武与和理非之间骑墙，逐步滑入敌我的角色中，误以为可以在两种力量中随意游走，能两全其美，甚至是鱼与熊掌兼得，但这是打错了算盘。如果泛民要站在港独与勇武一边，或者要联合外部势力来对抗北京，就无异于直接硬碰硬，那就不要再希望可以和北京沟通。只是泛民要掂量自己的力量，揽炒是不可能的，只会是他们自己的“炒”，没有人会陪着一起“炒”。

泛民曾经说过，自己和北京的关系是鸡蛋和高墙，那其实就是弱者和强者的关系。既然如此，作为弱者一方，为什么还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硬碰硬？当然，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与北京的关系是要通过革命才能完成的，为什么又没有看见他们站到抗争的前线，而只是站在旁边推波助澜，想占尽港独与勇武派激进政治行为的便宜？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行为不只是错误，而且令人不齿。

总而言之，以今次“两办”用法律语言向泛民“亮剑”为节点，夏骆正在依据北京治港新思路，打开治港工作新局面，通过主动出击改变对待泛民的沟通策略，以扭转多年来治港工作的被动局面，使香港各主要政治力量在治港工作上形成合力。对泛民来说，从此无疑将面临巨大压力。未来何去何从，是继续政治投机，日益激进化、民粹化，甚至妨碍“一国两制”良性运作，最终“伤敌八百，自损一千”，损害香港整体利益，还是及早反躬自省，积极与北京沟通，真正以香港未来和市民利益为依归，回到“一国两制”的新设轨道，正考验着泛民的政治智慧。

事实上，泛民中大多数人只是幼稚和无知，对现实政治和时代大势缺乏认知，所以才扮演消极角色。希望他们能回归理性，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定位和立场，精准认识香港在国家发展大计中和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的作用，务实看待北京的角色及其拥有的力量，否则如果继续活在对立情绪和痴人说梦的政治幻想之中，只会沦为香港“一国两制”良性发展的消极力量，既耽误自己，又耽误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