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的年终总结为何刷屏？

告别2024年，迎接2025年，除了来自国家主席每年例行的新年贺词，民间舆论场亦有不少人在发贺词、做总结。其中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劳东燕的年终总结，被很多人关注和转载，近乎刷屏。

如果关注中国社会事件，应该对劳东燕不会陌生。从对安保无节制投入的批评，到质疑疫情管控措施，从反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文的修订到发帖反对“网证网号”，劳东燕积极参与社会议题和公共话题的讨论，并毫不讳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且表达的方式往往是单刀直入。在这期间，她曾遭遇互联网暴力和“大字报”，曾被微博微信禁言，也曾被舆论误以为远走他乡。

今次在新年之际，劳东燕在微信公众号发表自己的年终总结，之所以被很多人关注，主要基于几点原因：

其一，劳东燕的年终总结既是个人心境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症候。

劳东燕在总结文一开始就以“心境破败”也定义自己的2022年和2023年，因为“在我既往的人生中，2022年称得上是转折性的一年，彻底打破了我原有的认知，对很多事情都不再心存幻想。回想起来，那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曾经是我职业生涯中努力的内在动力，也让我对未来有着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转瞬之间，内心世界中先前构筑起来的一切都土崩瓦解，让我产生强烈的意义幻灭感。”

幻灭感、意义的丧失感，这也是很多人在经历过疫情三年后的心境。劳东燕说，做事需要意义感，当意义感丧失时，我也就会严重缺乏做事的动力，如果努力根本没有意义，为什么还要努力？这恐怕也是很多人心头的疑问，于是过去几年，社会上弥漫着“躺平”与“丧文化”，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一整个时代的症候。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劳东燕过去几年一直在于这种症候抗争，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其次，劳东燕在总结中直面了自己的“伤疤”，这也是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的经历。

对于曾经因发表不符合主流观点的言论而被有组织网暴，劳东燕说，“表面原因似乎是我在公共领域表达了一些与主流相背离的意见，实则是由于不符合时代的主旋律。我并没有变，只是时代的基调变了。当时代的基调与个人的价值结构不相契合，那种格格不入的摩擦，让人不可避免地陷于钝性的疼痛与无奈之中。”“经历上一次的网暴之后，如今在网上被很多人追着骂，我已经能做到波澜不惊，几乎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更谈不上伤害。”

过去几年，随着言论空间的逼仄和收紧，不少敢于在公共场域发声的学者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政治性抑郁，因之不符合时代的主旋律，有人选择默不作声，有人则仍在坚持表达，劳东燕既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份子，也以她为载体映照出知识分子群体与主流旋律的张力。

最后，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转向关注更为现实也更加具体的问题，是劳东燕走出灰暗破败心境重新出发的途径，对很多人而言，避免被宏大叙事裹挟，关注具体的事情和问题，也是仅有的出路和选择。

作为法学教授，劳东燕却并不满足于在书斋里做学问，她说，“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我对社会治理更感兴趣，相应的研究也都希望嵌合在良法善治的框架中来进行。法律是经世济用的学科，我难以从纯学术研究中获得足够的乐趣与动力。”“调整研究的主题，转而关注更为现实也更加具体的问题，并且在写法上偏重于实务运用，是在重新寻找意义感的过程中做出的自我定位：不能影响大的方面，能影响一两个具体案件的处理也是好的。”

过去一两年，在中国社会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疫情前很多人对自己没有信心，但对国家有信心，但疫情后，很多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国家也没有信心。与这种变化同步发生的，是越来越多人不再轻易被宏大叙事主导，转而开始密切关注日常、捍卫日常。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人们正在被迫慢下来，并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快”与“慢”的意义，思考法治之于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正常社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