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建构的族群概念
撰文：无心人
在传统客家硏究者眼中，“客家人”一般被定义为由北方迁至南方的中原人，如客家学始祖罗香林先生便指：“客家是中国民族里的一支，他们的先民，就是因为受了边疆部族侵扰的影响，才逐渐自中原展转迁到南方来的。”【1】罗先生其后又进一步指出：“客家民系的形成虽与五代时候各个割据政权无涉，然以其在当时所处的地域为南唐以南，王闽以西，马楚以东，南汉以北的地带，即闽粤赣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各个割据政权的融化势力，既不能支配他们，而适以环绕他们，使他们保持了传统的语言和习俗……所以，客家这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2】罗先生其后又认为，“客家”此名称的由来，应可早溯至东晋元帝时之“给客”制度，而至唐宋时，“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3】罗先生既为客家硏究之先驱，其见对往后的客家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的客家硏究者，大多均沿习其说。
然罗先生之理论，实多有与史实不符之处，使近年的客家硏究者，多对其说有所修正。如万芳珍、刘纶鑫、刘镇发等学者均指出，“客家”名称的由来与客户并无关系，而应至明中叶以后，闽、粤、赣三省交界客家核心区居住的移民外迁方产生，而至清中叶的土客械斗方完成。【4】因此，“客家人”与其如罗先生所言般乃是南下的中原人，毋宁说是一种族群对自我身分的认同。而“客家人”在族谱中常常强调的从河南南迁之记载，亦与此种自我身分的认同有直接关系。因此，在客家族谱中，伪托宗族来自河南的情况应颇普遍，故其自河南来之故事亦未必全然可信。是以玆文正欲就“客家人”之意涵，及河南对客家人身份认同、正统性的意思作一略述。然值得强调的是，本文之主要关注，在明清之客家人，故现今客家人的身份认同，虽正若梁肇庭、刘镇发二氏所言，有很大程度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时，罗香林先生正式对“客家人”此概念作出清楚的界定之后，但因此已超出明清之断代，故本文亦不会就此作出讨论。
一、客家人的身分认同
“客家人”此概念的产生，正若梁肇庭先生所言，应与明中叶以后，在岭家地区的客家移民与本地人的接触与冲突愈加频繁所致。【5】 据梁先生所述，在十六世纪时，原本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客家核心区居住的移民，因岭南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外迁，如梅盆地的客家迁至海丰、归善地区；而核心区东部的客家则迁往泉、福、温州地区。【６】据万芳珍、刘纶鑫指出，其时客家所选择迁徙的地区，“一反由开发区向未开发区流动的单一模式，大批进入闽粤核心地区及沿海工商繁荣之地”。【7】正因客家是次选择迁徙的地区乃已开发区，其地本身已有大量的原住民，致使客家移民与原住民的冲突愈加频繁：在本地人眼中，客家移民乃语言、社会与文化习俗均奇异的不速之客；而客家人在当地遭受的歧视、缺乏稳定耕地及对水等资源的竞争，亦令种族隔阂愈加严重。【8】客民与原住民这种经济、社会、文化上差异及竞争，使“当地居民日益感受到移民在经济上的竞争和潜在威胁，双方发生摩擦、冲突渐至械斗，‘客家’作为与当地人相区别的移民代称，大约就在这个时期。”【9】因此，“客家”此词，原本应是当地人对外来移民的统称，而非一民系的自称。嘉庆《增城县志》的以下记载，便颇足说明“客家”一词之本意：
明季兵荒叠见，民田多弃田不耕，……康熙初，伏莽渐消，爰谋生聚，时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葺村落残破者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稍稍至。清丈时，山税之占业寝广，益引嘉应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而杨梅、绥福、金牛三都尤伙。 <br><br> 客民男女俱习田功，且耐劳苦，本亦可取。其见恨于人者，在佃耕之例。其例有长批有短批。长批……而田主莫能取盈。转佃他人，亦必先索其值，甚至佃经数易，田主仍有不知者。短批……然名为更招，仍不外原佃族党……此则客民恶习，为土著所嗟叹者也。【10】
上所谓“客民”无疑便是相对于增城“土著”的外来移民。由此则可见，即使至嘉庆时，“客”的意义亦仅止于“外来移民”，而非一民系的自称。至清康熙初年的迁界，及其后的展界政策，更令“客家人”得以由粤东迁入珠江三角州地区；而珠三角地区的固有宗族势力，其时虽因迁海令而有所削弱，但海禁一废，回归旧居，不久即恢复元气，大族如沙湾何氏、大良龙氏等，在清代势力仍甚强。因此，迁入珠三角的客人，便不可避免地与回归的土户争夺土地资源，使双方不免产生冲突。上举《增城县志》编纂于嘉庆年间，其时土客斗争尚未严重，故县中对客民的描述亦只是毁誉参半，既嘉其垦荒之功，耐劳苦之特质，又强占土地之恶习。
二、河南与客家
在客家人的族谱中，经常可见其宗族乃从河南南迁的记载。如大埔《范阳邹氏族谱》便言：“应龙公三子……邹八郎公，原住双井，因避元兵，移居清溪社蕉坑……十郎公……见国运衰乱，致仕而归”。【19】《崇正同人系谱氏族篇》谢氏条亦载：“宋景炎年间、有江西赣州之宁都谢新，随文信国勤王，收复梅州”。 【20】至徐旭曾宗族之和平《徐氏族谱》更明确记载：“……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战，而父子俱殁；德隆则随宋帝南下，迨宋祚已绝，义不臣元”。【21】此可见从河南迁居之说，实多为客家人族谱所沿习。“客家人”之宣称自身从河南南迁，实有二种作用：一、使来源、种族，甚至语言均不同的“客家人”获得一种身分认同。二、透过标榜自身源自河南，在土客斗争中取得对土地之正统拥有权。事实上，正如不少硏究者指出，于族谱中普遍宣称自身宗族源流于一地的行为，并非单独客家人方有，如珠江三角州的宗族，便普遍宣称自身来自南雄珠矶巷一地。正因如此，对珠三角宗族宣称来自南雄珠矶巷的原因略作探讨，或可帮助了解“客家人”宣称来自河南之因由。叶显恩、周兆晴在述及珠三角宗族标榜自身来自珠矶巷的原因时，指出：
各族姓源自珠玑巷的传说，有助于消融以祖籍意识为基础的团体壁垒，促进彼此间的认同意识，起到整合移住者群体的作用。正因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点从祖籍和神明信仰转移到珠玑巷的传说，我们未曾发现移住者以祖籍地缘为基础的团体间大规模冲突纠纷的记载。他们能顺利地对三角洲水网区作有效地治理与开发，无疑是与此有关的。移住者以珠玑巷的传说为认同点整合起来, 显然也有利于与土著居民的抗衡。【22】
由此可见，宣称各族同源的主要作用，正是为了“起到整合移住者群体的作用”，并使“意识形态上的认同点从祖籍和神明信仰转移到珠玑巷的传说”。上部已述，“客家人”实为一种族群身分的认同，“通过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以期获得相应和相关的利益的权力，它的过程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因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意味”【23】，其界定与血统、语言并无直接关系，故在所谓“客家人”中，各宗族的实际祖籍，甚至种族均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客家人”宣称自身宗族迁自河南，其中一主要目的，便为制造一同源的现象，以达致整合、团结内部的目的。
而除了制造上述同源现象外，“客家人”宣称自身从河南南迁还具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在土客斗争中取得对土地之正统拥有权。前部已述，“客家人”作为一种族群的身分认同的产生，应为明、清时土客斗争的直接结果，而成熟于清代中后期。而正若梁肇庭先生指出，客家人对自身性格特征、宗族来源的强调，均与此种日益增强的斗争有关。【24】正如科大卫先生指出，客家人身份认同的改变，始于他们当中的学者开始建构一个起源传说，并把他们付诸写作。【25】而最早进行这种起源传说之建构的客家学者，便为徐旭曾，其言：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 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而烟瘴潮湿，又多生疾病，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隔阂，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庚，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br><br> 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义之后，其孰能之！？【26】
徐旭曾之言，实包括客家人的宗族形成传说的三项重点：一、其族乃迁自河南，其迁徙原因乃在南宋末时，随宋室南渡而南迁。二、其由始至终均忠于宋室，扺抗元朝，且在宋亡后义不仕元。三、当时因战乱，使客家人迁居地少有人烟，客人乃于是地定居。其中尤以上述第三项最为值得注意：徐旭曾称南宋末时“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故客家人“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而当时客家人居往的地区竟“西起大庚，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按南宋末时客人南迁，其聚居地正若前文所言，实集中于明清闽、赣、湘三省边界地区，而断没有徐旭曾所言般广泛，故徐氏所列举的地区应为清代时客人聚居之地。而此点实为一极值得留意的地方：科大卫先生在分析珠玑巷传说时，曾指出如珠玑巷传说般的宗族形成传说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目的，便为它们实表示权利的归属。科先生并进一步指出，珠玑巷传说的侧重点并非为制造不同族姓的同源 (common multi-surname origin)，而是为制造宗族定居的历史(history of settlement)【27】。 即利用此类传说，对当地的原住民宣示宗族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性。萧凤霞女士与刘志伟对这种宗族定居历史的重要性，更有进一步补充，其指出：“通过南雄珠玑巷的故事，地方大族追溯出他们与北方汉人之间不言而喻的联系，并证明他们在不断扩充的三角州地区有入住权。”【28】至刘志伟的研究，亦发现番禺的沙湾何氏，正是透过上述依附宗族由南雄迁来的身份，以取得一种正统的身份，使“他们定居和开发沙田的权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更能得到正统的价值规范的认可。”【29】而“客家人”自称从河南南迁，其目的盖亦与此相近，乃为显示自身对土地拥有权的正统性的表现，其实应隐含了一种向土著居民宣示自己对现居地的拥有权的正统性。这种对自身正统性的宣示，在清中后期时，土客针对土地冲突日强的情况下，更获得绝对的强调。而客家人之在族谱中强调自身源自河南，随宋室南渡，及其对宋之忠诚，正欲为此种正统性寻找理据；其与珠三角宗族的最大分别，只在珠三角宗族显示自身正统性的方法是明朝时官方的税收、里甲登记文件，而客家人的方法则为强调自身随宋室南迁，乃中原正统汉文化象征的身份。
前文已述，客家人之强调自身从河南南迁，其主要目的乃在透过此点使“客家人”获得一种身份认同，及在土客斗争中取得对土地拥有权之正统性。正因如此，承认自身来自河南的客家宗族，本身是否真的于河南迁来并非重点。而此正与上举沙湾何氏依附宗族由南雄迁来一般道理。是以在族谱中宣称自己于河南南迁的客家宗族，固然有一部分为真确，但应有更多是值得怀疑的。如清流东华乡基头村《雷氏家谱》对祖先迁居地之记载，便颇足反映此种特点。萧凤霞女士与刘志伟曾指出，在珠三角社会，被视为“水流柴”而遭到宗族地主歧视的疍（蛋）民，在“通过科举考试，谋得官职”后，便可能亦会透过虚构族谱的方式，掩盖家族过去水上居民的身份，如新会天马乡陈氏便为其中典型。陈氏族谱中之〈天马开基事畧〉载：
我祖之始基也，居石溪北角，即石头鄕中乐都十三图一甲……祖妣梁氏闻耗，即携子逃于小乔舅家，强徒欲绝根株，多方侦索。舅以小乔人弱，恐不能庇。潜呼小艇载往长熊，置于其戚属渔人郭公处……马熊村本冯姓……遗屋招售，祖妣以贱值得之，遂安居矣。【30】
据萧、刘二人所述，此族谱乃天马陈氏中，已取得功名且迁入县城的一房所编，其实反映了“一个生活在水上的流动居民，如何在陆上定居下来，进而获得户籍，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族的故事。”【31】
笔者之花费不少篇幅叙述天马陈氏的故事，乃因在清流东华乡基头村雷氏的家谱中，亦可发现此种身份转换的相似例子。清流东华乡基头村雷氏虽汉化甚深，但其祖正若郭志超指出，实乃畲人。【32】然此支雷氏之族谱中却有以下记载：
一世 始祖宪公，字镇山，任同州刺史，妣甄氏，生二子：和、平。
二世 和公，任豫州刺史，妣田氏，子未详。
平公，任符州刺史，妣伊氏，生三子：隆、访、应。…
七世 甫公，任洪州刺史，世居豫州，后徙宁化安厥址焉，妣凤氏，生五子：敞、详、审、赞、响。葬宁化大冈山。…
九世……伯御，妣蔡氏，一子；继妣曾氏，生三子。宋宁宗庆元间携三十公徙居麻沧，是为清流一世祖也。…
十世 三十，伯御公长子，讳可立，字允贞，妣潘氏，生五子。葬清流，蛇形。…【33】
由上举族谱可见，此支雷氏自言其一世至六世祖，均居于豫州（即河南），至七世祖甫公时方“徙宁化安厥址”。按雷氏既为畲人，即闽、粤、赣地区的土著，故其亦应世居闽、粤、赣一带地区，又如何能“世居豫州”？且族谱所载雷氏一至九世祖之名讳，均为传统汉族知识分子之样式，如宪、和、甫等，唯其十世祖却名为“三十”，其名简略，实似非汉族的土名。此实为一极值得注意的地方：因若雷氏在十世祖前果居河南、改汉名，有一定的汉化程度，又如何会于十世祖时突然改回畲人之土名？是可推见上述雷氏族谱中一至九世祖居河南、宁化的记载，很有可能乃汉化（客家化）已深的雷氏后人之虚托，而雷氏实际上乃世居清流矣。此正合雷氏为畲人土著的身份。正如张光宇所言：“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力量迫使畲族认同客家（汉人），使他们寄身在客家的族帜下对外表布自己的身份，而把自己真正的身份隐藏起来。这种力量来自汉畲通婚以后渐积而然的自然归趋。其结果是混淆了外人对客家与畲族的分际。例如浙江的畲族通通都被认为是客家。”【34】
按张光宇虽误以为客家之得名，乃源于畲人对外来移民的称谓，但其上述意见，则颇为正确。事实上，由雷氏之宗族构成传说，即可推见雷氏便为张光宇所言之，自认为客家人的畲人：清流东华乡基头村雷氏在族谱中自称在南宋时，自河南而来、又经宁化南迁。而河南、宁化均为客家人常用的身分认同，故可见其族实自我认同为“客家人”矣。事实上，客家与畲人实在语言、服饰、礼俗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35】由雷氏之例，则可示从河南南迁只为客家人身份认同的一种象征，其实际上是否真的由河南南迁，甚至其宗族本身是否汉族，则不必真确。
三、结语
传统的客家硏究者，囤于时代、背景所限，对“客家人”此概念多有误解。而这些误解，在近年的硏究修正下，已渐渐获得辨清。在本文中，笔者正欲透过此些近期的硏究，尝试对题目中的各项问题作出解答：首先，“客家人”是一种种族群的身份认同，而非指由北方迁至南方的中原人。而“客家人”此种概念的形成 — 即有人开始自觉自身为“客家人”的时间 — 应在明中叶后，原本居住闽、粤、赣三省交界，客家核心区居住的移民，因岭南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外迁而起，至咸丰至同治年间的土客大械斗时，“客家人”作为一种族群的身份认同方真正成熟。而正因客家人仅为一种族群的身份认同，在不同种族、地域的“客家人”中，便需要一个共同的来源，以整合移住者群体的作用；而河南此一中原正统性所在的代表，正起着此种整合种群的作用。此外，通过比较珠三角宗族的珠玑巷传说与客家人的河南来源传说，可见“客家人”所以在族谱中标榜自身源自河南，实为在土客斗争中取得对土地之正统拥有权。是以自认为“客家人”的宗族是否真的来自河南，并非重点。因此，在客家族谱中伪托宗族来自河南的情况应颇普遍，如清流东华乡基头村之雷氏便为一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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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香林：《客家源流考》，页37。
【3】同上注，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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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63.
【6】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45.
【7】万芳珍、刘纶鑫：〈客家正名〉，收入邱权政主编：《客家民系硏究》，页10。
【8】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61.
【9】万芳珍、刘纶鑫：〈客家正名〉，收入邱权政主编：《客家民系硏究》，页11。
【10】【清】熊学源修；李宝中纂：《增城县志》（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4，据清嘉庆二十五年年刊本影印），卷一，〈客民〉，页227至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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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平著：《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87。
【14】刘镇发著：《“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学术硏究杂志社，2001），页88至96。
【15】陈支平著：《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市：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页50至71。
【16】陈支平著：《客家源流新论》，页72至98。
【17】彭兆荣等著：《边际族群：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合肥市：黄山书社，2006），页49至51。
【18】刘镇发：〈客家的历史与客家话的定义〉，收入谢栋元主编：《客家方言硏究：第四届客方言硏讨会论文集》，页23。
【19】罗香林辑著：《客家史料汇篇》（香港：中国学社，1965），大埔《范阳邹氏族谱》条，页129至130。
【20】罗香林辑著：《客家史料汇篇》，页7。
【21】罗香林辑著：《客家史料汇篇》，和平《徐氏族谱》条，页296。
【22】叶显恩、周兆晴：〈关于“珠玑巷”的传说〉，载《珠江志》2007年5月，页79至80。
【23】彭兆荣等著：《边际族群：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页98。
【24】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75.
【25】David Faure. “Review on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Pacific Affairs, Vol. 71, No. 4 (Winter, 1998-1999): 561.
【26】徐旭曾：〈丰湖杂记〉，收入徐金池编纂：《广东和平徐氏宗谱总谱》，1991年编印，1993年重印，卷二，页18。
【27】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15:1, 1989: 11.
【28】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 —— 明以后珠江三角州的族群与社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页4。
【29】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史》，1992年第4期，页29。
【30】新会天马乡《陈族世谱》，〈天马开基事畧〉，页1a。
【31】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 —— 明以后珠江三角州的族群与社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页4。
【32】转引自郭志超：〈有关畲汉通婚的谱牒资料辑说〉，收入陈支平、周雪香主编：《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合肥市：黄山书社，2005），页249。
【33】郭志超：〈有关畲汉通婚的谱牒资料辑说〉，收入陈支平，周雪香主编：《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页252至253。
【34】张光宇：〈大槐与石壁 ~ 客家话的历史、传说〉，收入赖泽涵主编：《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2002），页327。
【35】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附于陈支平著：《客家源流新论》，页173至174。
本文为来稿，原题为《客家人是什么？》，本稿题目由编辑拟定。<br>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如欲投稿欢迎电邮至history@hk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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