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工作重点转移：香港需要做好的三件事

最近，因为旨在落实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正式通过与生效，香港自2019年修例风波后启动的填补国安漏洞、重塑政治秩序的工作趋于常态化，治港工作重点开始转移为北京和港府所强调的“全力拼经济、谋发展”。这既符合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发展经验，又是长期困于深层次矛盾的香港的当务之急。

当年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动后之所以能重塑香港人心结构，让香港社会氛围从反抗港英渐渐转向认同港英，除了因为采取强硬措施恢复秩序、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之外，还因为在恰当时候大规模推进以争取民意、民心为立足点的经济民生工作，并在时机成熟时放宽社会管控，增加民主成分，展现治理的柔性。

2019年修例风波是六七暴动后香港面临的最严峻危机，是各种不满于香港既有政治体系的声音总爆发。过去几年，香港采取的措施偏向国安和政治层面，虽有效稳定社会秩序，减少了政治乱象，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港英时期遗留至今的人心结构。正因这样，像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时期那样开展大规模经济民生改善工作，并在合适时候展现柔性治理，是当下香港工作重点转移的应有之义。

在“全力拼经济、谋发展”成为工作重点的形势下，香港需要做好三件事。第一，香港要有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实干精神的贤能治港者。自古以来，一个社会能否选贤与能，直接关乎一个社会的治理成败。与香港有较多相似之处的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治理样板，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便是新加坡的精英治理经验。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随着治港工作重点转移，面对新的考验，香港将越来越亟需一批擅长解决问题的贤能治港者。

第二，香港要积极开展以争取民意、民心为立足点的经济民生工作，以实绩来赢得人心。2019年修例风波让许多人猛然发现香港在国际化大都市外衣下的严峻困境：产业结构单一、严重的住房问题、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年轻人难以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这其实是港英时期便已经有的问题，遗憾的是，在回归后持续累积，已有积重难返的风险。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过，“香港社会的阶层结构太固化，跨阶层流动的空间太窄”，“纵观今天大家熟悉的香港公司和品牌，无非就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国泰航空、长江实业、嘉里集团、太古集团、怡和集团等这些老名字，都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老香港’，没有新创的大公司，这本身就告诉你这个社会的‘钱’早就固化在少数世家的手中，草根只能继续做草根”。有鉴于此，当治港工作重点转移为“全力拼经济、谋发展”，香港应该以更大力度促进社会公平，解决住房问题，让年轻人和中下阶层看到希望。

第三，香港要考虑“一国两制”下的独特性，注重维护市民珍惜的自由、人权，防止“宁左勿右”，展现治理的柔性与感召力。过去几年，为了填补国安漏洞，稳定社会秩序，香港强化了管控。这虽然有内在逻辑，却也引起不少人的疑虑。现在随着治港工作重点转移，应该设法用实际行动向港人乃至国际社会证明：维护国家安全与保护港人自由、人权并行不悖。

从中国革命、建国到改革开放，香港长期以内地城市难以替代的独特性，支撑着中国国家发展大局，充当中西之间的重要交流通道和战略缓冲区。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既离不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离不开至关重要的国际化。既然这样，在“一国两制”下珍惜香港的独特性，发挥香港所长，是治港工作的长期战略。对于香港来说，“由乱到治”既要有国安和政治工作，更要有经济民生和人心工作为基石；“由治及兴”需要激发兴的动能，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人，激发社会活力。所以说，随着香港形势的变化，治港工作需要更多展现治理的柔性与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