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初中生遇害案背后：留守儿童是中国大转型的一个不幸侧面

连日来，河北邯郸一名初中生被三名同学残忍杀害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据了解，被害人与三名嫌疑人均为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面临父母缺失的困境。尽管案件与留守儿童背景未必有因果关联，但反映出中国存在多年的留守儿童困境。

据南都观察的描述和梳理，2013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张丹丹，进入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监狱做“留守儿童与犯罪”调研项目，发现犯人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在张丹丹调研的监狱中，17%的服刑人员有留守儿童背景，他们的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的塑造机会”。

目前的研究往往缺乏全国层面的数据，难以直接证明犯罪与留守儿童背景的因果关联，但一些样本和局部地区的研究可以说明留守儿童背景会提升犯罪的概率。这其实符合人性现实。人性中既有善的面向，又有恶的面向。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如果周遭环境不断刺激人性恶的面向，那么，人滑向恶的概率便会有所提升。

据新京报的报道，2019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包含五所科研院所六个调研团队的研究报告，其中南开大学副教授黄晓燕介绍，江西、安徽、云南三省的调查数据显示，样本中儿童遭受精神暴力的发生率为91.3%，躯体暴力的发生率为65.1%，有3成和4成的儿童分别遭受过性暴力和忽视。她说：“整体来看，在调查地区，严重暴力的发生率低，但低强度的普通暴力行为仍普遍存在，呈现低强度、高广度的特点。”当留守儿童群体在成长过程中遭遇更多的不幸和痛苦，而他们又往往缺少来自于父母的教育，他们内心势必容易留下更多的童年阴影。

在内地数十年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留守儿童的数量十分庞大，他们的困境是长期城乡分割下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前，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造成内地二元分割的城乡体系，城市人和农村人都被紧密绑在各自的社会体系之中。改革开放是对城乡二元分割的巨大冲击，大规模的人在广阔的内地市场开始自由流动，不断冲破藩篱，破除枷锁。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部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大迁徙。

计划经济时期遗留和固化的城乡分割藩篱，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改革开放启动的大转型大迁徙进程中，旧有枷锁的破除，新体系的建立，都有一个耗时较久的过程。比如，为了适应大规模农民工进程务工，城市的住房、教育、社保、户籍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能及时与时俱进。遗憾的是，城乡二元分割藩篱的破除速度、城市让新移民安居的速度往往与空前规模的人口迁移不匹配。这就造成大量的农民工只能独自在陌生城市打工，却把小孩留在农村，造成留守儿童问题。过去40多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他们的辛勤付出支撑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中国崛起贡献汗水和智慧，但因为城乡分割二元体系的藩篱，因为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其中有相当多的农民工最终沦为孤独、贫困的漂泊者。

留守儿童问题是内地城市化的一个不幸侧面，是社会大转型的一个代价。留守儿童的迷茫、与父母的分离、自我认同困境、成长坎坷，带有相当程度的无奈色彩。他们的父母背井离乡，去遥远的城市打工，本就是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是希望通过辛勤劳动为家庭建立经济基础。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在大转型过程中家庭原始积累的必经之路。不能因为留守儿童问题而忽略他们父母的无奈和付出，更不能遮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贡献。同样的，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而忽略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问题。

在社会大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事实上，随着内地经济的腾飞，农民工处境的改善和多数家庭的收入增加，留守儿童的困境已经有所缓解。外地打工的父母与小孩联系、见面的频率在增加，通讯工具更现代更便捷，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会慢慢下降。只要中国能持续发展，不断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体系，建立公平、均衡的社会结构，有着健全的社会保障，相信曾给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带来的家庭分离之痛会逐渐成为过去，相信大规模的留守儿童问题会慢慢走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