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首推反家暴法　律师指取证难　或需在家装镜头

30年前，香港已有《家庭暴力条例》，至今已经过两次修改，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有法可依。多年来，内地家暴引发的悲剧不断，无数人为家暴立法疾呼，今日，第一部反家暴法终于推出，它能保障家暴受害者的权益吗？

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下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作为中国首部相关法律，反家暴法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不小关注。反家暴法保障家庭成员和同居人士，定义不仅仅局限于身体伤害：除家庭成员间殴打、捆绑、残害身体、限制人身自由外，家暴亦包括经常谩骂、恐吓等精神侵害行为，严重者可追究刑事责任。该法亦提出，家暴受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应当受理。而之前颇有争议的冷暴力、性暴力等则并未入法。

家暴受害者杀人案何解？疾呼法律出台

2010年，四川下岗女工李彦杀夫分尸案引全国关注，她长期受丈夫家暴，曾被烟头烫伤面部和下体，甚至被切掉一只手指，最终在一次冲突中，她打死丈夫，并将其分尸及烹煮。法院一审二审都判处李彦死刑，2015年重审时改为死缓，改判背后是法律、女权界的奔走、网络上汹涌的民意和国际社会关注。大陆媒体在网络上做调查，八成多网友认为死缓仍太重。

事件争议在于家暴，虽然李彦身上的伤清楚无疑，但由于她之前向公安、妇联等单位求助时被互相推诿，李彦没能得到合适调解，亦无一部门寻求李彦丈夫的回应，因而家暴认定难以成立。在法庭上，家暴说法始终站不稳。也正因为此，死者家属一直在法庭咆哮，威胁证人，以各种方式向司法施压要求重判。法庭在法理、民意、利益相关方的施压间摇摆不定。

李彦案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案件，家暴情节最终影响了审判，令相关法律加速了推出。《反家暴法》规定了妇联、居委会、公安、司法等各级单位在家暴处理中应付的责任，不能随意推脱。西北政法大学前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谌洪果对《香港01》说，类似案件再发生，死者的家暴纪录一定会在量刑时纳入考虑。

律师：实施困难重重　更多是道德上的意义

主理婚姻纠纷案件的天津律师李鹏向《香港01》指出，推出《反家暴法》是一种进步，但要达到绝对保护仍是不现实的。

李彦案带出的家暴认定、取证困难问题，在李鹏看来今后恐依然存在。李鹏说，家暴取证是非常困难的，要不就是在家里装摄像头，但这多是久经家暴的人才会选择的无奈之举，要不就需施暴方亲口承认，这无疑是困难的。若认定不成，辩护律师只能坚持把家暴作为一个辩护点，但结果是不确定的。

另外，李鹏认为反家暴法实施的另一问题在于起诉，家暴起诉的实现要配合民事诉讼法，后者目前还未加入反家暴法相关内容。待一切完善后，法庭实际上会怎样处理，还要等具体案例出现再分析。

李鹏说，一部法律不可能解决家暴，甚至可以说，这部法律带来的更多是道德上的意义。情况严重时，当事人还是应当果断起诉离婚。

家暴庇护站门可罗雀　观念保守还是保护不力？

其实，反家暴法推出前，内地已有一些保护家暴受害者的措施，其中包括在各地设立反家暴庇护中心。反家暴法也强调了庇护所的作用，然而，《香港01》了解到，这些庇护中心一直门厅清冷。

2015年底，广西南宁市良庆区反家暴庇护中心应家事审判改革而建，设在当地救助站内，昨日刚被《人民网》作为正面典型报道。不愿出具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两个多月来，中心只接待了两名入住者，均为30多岁的女性。该中心是和法院、民政部等部门合作的，受害人要出示社区或报警证明才可入住，最多住10天，庇护中心会提供免费食宿和心理疏导。

工作人员说，一名入住者抱着1岁多的孩子到来，但不想家丑外扬，不愿让庇护中心联络她的丈夫调解，也不希望他们找到她的家人。工作人员只能言语上劝慰她，起不到很大帮助。对于庇护中心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其实对如何工作并不确定。法律推出后，他们会考虑帮受害者更多地联系法律上的帮助，虽然觉得“法律太生硬，还是希望能往好的方向劝劝”。

李鹏律师认为，除了怕丢人的观念阻碍外，庇护站不受欢迎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宣传和保护力度双重不足。即使知道有庇护站，受害者和家人以后还得住在一起。这些庇护所只能起到临时作用，若无强制效果，其实没有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