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8】徐玨、吴学汉、蒋培坤：三位含恨而终天安门母亲成员
六四事件已然28年，一些高龄的天安门母亲成员陆续离世。据天安门母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天安门母亲中已有48位难属离世，其中包括从去年上半年至今已离世的7位难属。
香港01记者回顾了该群体中三位已故难属的抗争经历，他们均是天安门母亲中站在平反前线的核心成员。
徐玨：从地质研究员到天安门母亲
2017年4月24日，天安门母亲徐玨因患肝癌离世，享年77岁。据天安门母亲官网的统计数据显示，徐玨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第48位去世的难属。
1989年6月3日夜晚，徐玨长子吴向东走上街头，在木樨地桥头附近，吴向东颈部中弹，送院延至翌日清晨不治，离世时年仅21岁。当时，徐玨只有49岁，5年后，徐玨丈夫吴学汉因患血液病医治无效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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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看来，徐玨的一生“太不幸了”。但在“不幸”的另一面，徐玨“没有被接踵而至的厄运所击倒，更没有因此而放弃了为寻求正义所进行的抗争”。
晚年患有癌症 徐玨仍投入地质研究工作
天安门母亲徐玨曾是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主要研究稀有金属，她几乎将自己所有的心力投入了地质事业。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告诉香港01记者，尽管晚年的徐玨身患肝癌，身体状态不佳，但她仍长时间伏案工作，十分热爱自己的事业。
尤维洁指，徐玨家中房间的四壁都挂满了地质专业图纸。有一次，尤维洁去徐玨家中送上外界给天安门母亲的捐款，徐玨笑容满面地将她带到一副中国各省市矿物分布图纸前，为她详细讲解。她更忍著肝癌带给她的剧痛，每日笔耕不缀，在电脑前坚持写上一至两个钟的学术文章。
儿子死后 徐玨以独特方式悼念亡儿
早年间，作为地质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徐玨常年跋山涉水、奔忙于野外考察，有时甚至无法抽身照顾儿子吴向东。吴向东去世后，这成为她无法释怀的苦痛记忆。
据丁子霖回忆，儿子吴向东离世后，徐玨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痛楚与歉疚，为了弥补她作为一个母亲的爱，吴向东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她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悼念亡儿。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在天安门母亲的集体记忆中，徐玨永远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张先玲对香港01记者说，过去他与徐玨见面时，徐玨经常会笑容满面地说：“我很好，我很好”，总以乐观态度示人。如今徐玨离去，这句话仍不时回荡在张先玲耳边，成为她对徐玨的永恒记忆。
吴学汉：生命最后5年为儿踏上平反之路 含恨而终
吴学汉是六四惨案中遇难学生吴向东的父亲，亦是过去28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第一位故去的难友。生前，吴学汉与徐玨都从事地质工作。
1989年六四枪响，吴学汉与徐玨之子吴向东因颈部中弹丧命。据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回忆，从1993年起吴学汉就已不再工作，那时她经常去丁子霖家协助六四难属联系工作。丁子霖在《寻访六四难属》中写道，吴学汉做事认真，在儒雅、憨厚的举止背后，隐藏著倔强、刚毅和执著的性格。
自从儿子死后，吴学汉一心想著为儿子平反。当时六四惨案刚过不久，有一次他上街正遇见律师们摆摊，他走上前对一位律师表示，他要为无辜被杀的儿子告状，并询问律师具体步骤。律师听后，慌张地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快回去吧！这是不可能的，再别提这事了。”
受挫后的吴学汉求助无门，律师的一番话将他对中国法律抱有的最后希望击碎，但几乎同时，他加入了当时的天安门母亲队列。
当时，六四后的肃杀气氛仍在北京上空飘荡，当局对六四难属处处戒备。吴学汉便常常骑车往返于各家难友之间，每当丁子霖与丈夫蒋培坤遭遇当局软禁时，吴学汉亦是第一个来到他们面前伸出援手的那位。1995年8月，丁子霖与蒋培坤被当局秘密关押在老家无锡的一个地方时，身在北京的吴学汉得此消息，即刻与妻子徐玨顶著烈日，骑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在难属之间奔走呼号。最终，由他们发出了16位难属给当局的联名抗议信。
但那时的吴学汉已罹患血液病，身体状况令人堪忧。徐玨记得，当时吴学汉重病期间，依然挣扎著要去大街上贴小字报，他希望自己能通过此法将儿子的死、难友的不幸以及自己多年来内心的积郁都公之于众。
1995年11月，积郁过度的吴学汉在病榻上高烧不退，无法进食，此前方正的脸庞已消瘦变形。一个月后，无法见证六四平反的吴学汉离世。当时身在北京的六四难属向吴学汉作了最后的告别，告别仪式上，他们为吴学汉献上了一首前四句以八九六四开头的藏头小诗，悼念含恨而终的吴学汉，一年后，他的妻子徐玨冲破重重阻力，将此诗刻在了吴学汉的墓碑上。
蒋培坤：饱受丧子之痛的父亲与美学学者
1934年，蒋培坤出生于江苏无锡，他是中国文艺理论家，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1989年6月3日晚，他17岁的儿子蒋捷连于北京木樨地复外大街北侧遇难，后背左侧中弹穿胸而过，击中心脏。此后，他与妻子丁子霖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六四平反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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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他因参与妻子丁子霖发起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呼吁平反六四，最终招致校方的打压。中国人民大学撤下他美学研究所所长等一切职务，亦停止他招收研究生和一切教学研究活动。
1988年，蒋培坤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期间，应邀为北京师范大学刘晓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据刘晓波后来回忆，蒋培坤对他的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著重赞扬了他论文中对“美与人的自由”关系的论述，亦是在那时，蒋培坤与一同出任刘晓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的高尔泰结为至交。六四过后，高尔泰返回北京看望蒋培坤与丁子霖，他与蒋培坤忆起被枪声终结的八十年代时，两个中年男人抱头痛哭。
晚年的蒋培坤身患脑梗塞和心脏病，但他亦身体力行地投入了很多天安门母亲团体的工作。他常年负责天安门母亲的文字工作，为她们平反六四发声。2008年，他参与《零八宪章》的首批签名活动；2009年，他当选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迄今他撰写的多篇文章被收录在《生者与死者——为了中国的明天》、《寻访六四受难者》等书中。
2015年9月27日，82岁的蒋培坤在江苏无锡家中因心脏病与世长辞，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当时对传媒表示，蒋培坤的离世是天安门母亲的重大损失。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则表示，平反六四是蒋培坤生前最大的心愿，现在他还未见证平反就离世了，但天安门母亲会继续走下去，完成他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