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文革“自下而上”到六中“自上而下”

毛泽东50年前发动文革，目标是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解决他们的方式是“群众运动”，八次接见红卫兵、全国性“大串联”，为的是动员全国民众参与其中。

面对执政党“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个危险，昨天（27日）闭幕的中共六中全会强调的是“核心”，方向首先是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高级干部”，然后“自上而下”地逐级监督。

“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看齐”和“坚决”在论及党中央权威时，短短220字中连续出现三次，“核心”是“自上而下”的起点。

所谓“高级干部”，指的是中央各部、地方各省的领导人，出席六中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是“高级干部”中的“高级”。

“只许你反腐，不许我反腐”，被认为是始于2013年、“中国式反腐”的特点。它既不是文革“自下而上”、“全民参与”、“推翻党委闹革命”，更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政党间相互制衡、社会舆论的开放，而是“自上而下”─反腐由最高层掌握，具体实施是中纪委，它置身于国家司法系统之外。

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的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到昨天公布的六中公报，都可以看到“自上而下”的脉络“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7名常委、25名政治局委员、300余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央、省市逐级向下派出巡视组、纪检组，都是“自上而下”的模式。

对于文革，红二代和他们的前辈有著共同的惨痛回忆。36年前，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除了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还提出修宪要求，其中一项是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认为“四大”是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文革中被整肃的官员们对此痛恨欲绝，斥责为“脱离党的领导；无法无天......”。

在“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整体溃烂式腐败现实面前，“自上而下”反腐，既表明执政党有自我净化、自我监督的能力，又避免一场政治危机，至于长期效果就尚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