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反对中国花千亿造“超大对撞机”　引发科技界论战

一个月前，中国99.99% 的人，可能对 “ 大型强子对撞机 ” 是什么还一无所知。但是一个月后，它却逐渐慢慢演变为了一个公共话题。支持者代表——当代最具影响力数学家之一丘成桐、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以及反对者代表当代物理巨头、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纷纷对此发文，一时引发热议。
这其中，既有对于高能物理基础理论的争辩，也有对于强子对撞机象征意义的探讨。其后，众多网民纷纷参与这场论辩，更多是抒发诸如民族主义的公众情感而非科学论证。这一现象也不禁让人反思，科学的未来与公共舆论的关系。

4日，淡出了公众视野很久的杨振宁，在微信公众号“ 知识份子”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反驳了丘成桐此前发布的一篇文章《丘成桐：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几点意见并回答媒体的问题》。今日（6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发文反驳杨振宁，认为建造超大对撞机正是当时。

一个月前，中国99.99% 的人，可能对 “ 大型强子对撞机 ” 是什么还一无所知。但是一个月后，它却逐渐慢慢演变为了一个公共话题。这原因有部分是因为，有丘成桐和杨振宁这样的华人科学家、高能物理一线科学家参与其中。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 “大型强子对撞机 ”本身的质疑：它可能是一把让人类叩响“宇宙之门”的钥匙，但也可能 -- 而且可能性更大 -- 是一个没有人知道何时能产生财政回报的黑洞（工程造价预计在1000亿元人民币），更糟糕的是，也许是一个幻想和骗局。

丘成桐及王贻芳支持、杨振宁反对的“中国造大型强子对撞机”是什么？为什么要建设？

简单而言， 对撞机的原理是通过产生高能量的粒子，对另一个粒子进行轰击，轰击可能产生出新的粒子，也可能会造成两者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后的粒子会和探测器物质发生反应。这样人们就可以了解作用后的粒子状态，再将它与之前的粒子状态进行比较，就可以倒推出新粒子的性质。此外，对撞机还可以使得微观尺度上模拟宇宙大爆炸后的宇宙初期形态，帮助科学家研究宇宙起源。它还可以说明我们理解夸克和电子是否是宇宙的最小单元，暗物质和反物质的性质，引力的本质，宇宙的维度等重要的物理学问题。简单的说，通过不断的提升能量和撞击次数，能够发现更多的新粒子或者粒子的新性质，从而解答我们在物理学中遇到的种种困惑。

此前，最大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位于日内瓦附近的侏罗山地下，除了“最大的粒子对撞机”外，它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世界上最快的跑道 ”，“太阳系里最真空的空间 ”等殊荣。它最大的发现是 2012 年近似发现了物理学“标准模型”中预言的“希格斯玻色子（也被称为上帝粒子）”存在的迹象。希格斯玻色子是在理解宇宙本质时，最后一块失落的环节，这一结果将人类“标准模型”物理学大厦的屋顶上盖上了最后一块砖，因此被称为是堪比登月的伟大成就。（也让曾经预言“无法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霍金输了 100 美元。）

丘成桐和中科院所长赞成建造

目前，支持和反对方都在公共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见人数还会逐渐增多，如果把数学家丘成桐和高能物理科研前线科学家看做是支持方，杨振宁以及部分网民视为反对方，他们各自有以下一些理由。

首先是对于基本理论的争辩，上文所述，丘成桐和许多国际物理学家将更大、能量层级更高的对撞机作为一种物理学发展的方向。但作为当代物理学巨擘，杨振宁认为“今天希望用超大对撞机来找到超对称粒子，只是一部份高能物理学家的一个猜想。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我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没有任何实验根据，希望用极大对撞机发现此猜想中的粒子更只是猜想加猜想。”在国外，LHC 的研究结果曾表明 “超对称理论的原始参数空间已经有99.9%被否定掉了”。《科学美国人》在 2014 年曾经发布一篇文章，题目也非常直接《 超对称玩完了 ?》 。

然而除了科学问题，更多的讨论则集中于强子对撞机的象征意义。丘成桐首先指出强子对撞机会使得中国成为粒子物理学的新中心，项目建成后，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为做实验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对中国的科技水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强子对撞机有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也是中国的民族尊严得到体现的表现。丘成桐甚至在文中激动地写道，“今日的中国，已非‘吴下阿蒙’，难道不需要为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作出贡献？难道我们只是在游戏机、在房地产、互联网上赚点好处，就心满意足？在我记忆所及，中外古今都还没有过这样的大国！”另外，部分支援派网民将此与“郑和下西洋”做比，希望政府不要失去下一次科技革命的机会。

而反对者则认为，强子对撞机实际上是一个国内出钱供国外人和设备表演的无底洞。杨振宁指出“其设计，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来主导。如果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更重要的是，很多反对者认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更加需要的项目如民生需要投入。同时，即便在科研中，国内仍需要更多的基础人才培养，学术环境改善，在这些都未加强的情况下，投入一个可能上百年才会对人类生活产生改变的方向，实在太过奢侈。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今日（6日）对此做出回应，认为建造超大对撞机并不会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同时建造经费的90%会花在国内；同时高能物理在人类生活中有很多诸如WWW网的应用，并不是全无作用；同时，是否获诺贝尔奖不可预料，也并非国家投入科研之目的。

反思：科学的未来与公众的关系是？

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争议还在发酵，但目前而言，论战双方都开始更多诉诸如民族主义一样公众情感而非科技论证。这似乎暗喻一个事实：像西方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科技发展也在越来越受到社会，尤其是公众舆论的影响。

传统意义上，科学曾经是一个独立的技术领域，但是随著科技的发展，科技所需要的成本越来越高，对社会其他部分也依赖越发。尤其是对于对撞机这样投入极高，时间极慢的基础性研究，势必要得到更多的社会或经济支持。因此，科学和公共舆论关系越发紧密。从正向看，对于环保、反核、动物权利的呼吁，多多少少制约了科学发展的负面作用，使之更加注意人道和社会有益。但有时部分科学进步也要考虑民间的回馈和意见，从而对这些学科发展造成影响。

“郑和下西洋”是一个令许多中国人都印象深刻的故事。明朝官员对于郑和下西洋徒费钱财、缺乏回报的谴责，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结果是间接使中国错过了地理大发现的行程。而今日网民距离尖端科学，比当初的明朝官员距离航海费用要远得多，但公共舆论却已经成为了新的“言官”。如何平衡科学要求与社会其他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保证科学发展不会成为少数人决策多数人接受的结果，但又不会影响到科学的独立性？这些问题是需要人们去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