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配额惹的祸　内地新措施推动“教育公平”掀争议

苦读十二载，高考仅两日，几张考卷便匆匆决定了人生，这是内地不少学生的心声。2016高考在即，国家招生调整通知下达，多地出现前所未有的集体事件──有考生家长上街抗议，高呼“教育不公”；有江苏律师以个人名义起诉教育部，甚至有家长在京自焚。可是有声音却称，这只是“既得利益者”对被分食蛋糕的不满，真正的弱势还未发声。谁是高考制度中的弱势？教育有可能公平吗？

要了解这场争拗，还得先从大学配额制度说起。不少国家为了保障弱势群体入读大学的机会，都会采取一些平权措施，例如美国一些州份和大学就引入配额制度，预留一定百分比的学位给黑人学生入读。在中国，由于各省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差异甚大，出于平衡地区发展的考虑，配额制也应运而生。

名校集中在京沪

内地的高考实行分省（市/区）按计划人数录取，即各省有固定数量学生可入读大学，但名额并非按各省人数比例分配，亦非简单根据各地分数高低。事实上，各地高考考卷不同，没有横向比较的基础。对学生来说，这场竞争主要是与区域内同龄人的角逐，并非全国性的大比并。

内地大学分中央、地方两种，中央学校资源通常更优越，被认为是质素保障。中央学校以教育部直属的75所为主（包括清华、北大、复旦等全国重点大学），基于历史因素，这75间校院明显倾向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例如北京（一年有7万余考生）拥有24间，上海(一年5万余考生)则有8间，至于近百万考生的河南却一所都没有。如果有一个完善的收生配额制，理论上大学在哪里并没有太大的所谓，但目前的问题在于，招生向本地倾斜的状况十分严重。

地方财政换招生

也许有人会问，大多数的重点学校都是国家扶持，按理不属于地方，为何要偏向本地学生？其实2008年，国家已要求各地的中央部属院校的本地生比例，要逐渐降至30%内，但由于地方财政对高校支持力度愈来愈大，许多地方会根据政府投入来决定本地生名额，且在一个地区办学，难免会用到当地各项资源，和当地政府、社会等联系密切，其结果常常就是需通过保障当地生入学作为回报。

也因为这种种原因，中央并不能完全左右局面。是次的招生“再平衡”，实际已是动了地方的奶酪。中央院校是极佳的教育资源，那么稀缺这类学校的“弱势”省区怎么办呢？除了期盼中央新建学校，也要通过其他方式补偿，力求将区域内的院校，升格为地方重点大学，招收本地生。

公平招生靠放权

以江苏为例，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分析，虽然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江苏的一本率（重点大学收生率）只有不足10%，远低于京沪的20%以上，这便不难理解考生和家长们的不满；湖北的情况也很相似，一本率刚过一成。他坦言，各地利益相关者对高考录取的差异很敏感，这是在调整高考录取指标、推进高考公平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反观北京不仅占有全国最多优质教育资源，本地考生人数只有其他省市的几分之一，因此即使只划出本地大学10%名额给本地生，相较下已极大满足需求，这也是家长千方百计带子女移民北京的原因所在。

高考何以公平？这恐怕是决策者头痛多年的难题，民间对此也有不少思考和讨论。有人批评目前的分配安排，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要实现招生公平，应该加强学校自主，在高校和考生间形成平衡机制。“说到底，政府要真正简政放权”，即将调节的能力交给市场。内地法律人任星辉则建议在改善考试内容基础上，废除地域配额，恢复全国高考统一考试，大学在相应范围内以考生成绩为基础自主招生。

也有一些人主张继续沿用配额制，但必须作出改进，实现保障弱势的初衷。他们认为，由于教育资源不均衡，如果全国统一标准，一些考生在起跑线上就输了，例如来自西北地区的学生能进北大的可能性就很小。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和徐亦鹏就认为，一种以大区而非省市为划分基础的配额方式，或可成为适应现实需求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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