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浩劫后田小琳获委任重编教材　邓小平等接见留影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这场“十年浩劫”令中国教育濒临崩溃，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急调一批教育界人士重编教材。《香港01》专访有份参与重编工作的田小琳，她指当时国家领导人重视会议，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他们，予以支持。

1966年5月16日中共通过《五一六通知》，及后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炮轰北京大学党委，文化大革命火速展开。后于香港岭南大学任教的田小琳当时26岁，在山东大学攻读汉语研究生。

“他这一张大字报席卷全国。”田小琳说当时山东大学紧接历史潮流，学生不上学，四出批斗各校校长、老师等“知识权威人士”。她忆述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被批斗时“不说话、不低头”。田小琳说她当时站在一隅，默看批斗，“因为年龄比较大”，所以她不像其他学生积极地批斗。但她也积极和数个研究生写大字报，发表各种看法，她所写的大字报内容毫不避忌，例如从历史角度批判成校长，但同时也“写出来肯没有人看”。

教材政治化　大学不招生

田小琳说，文革时课本都政治化，教育界泰斗、专家不是被批斗，便是下放至“五七干校”，教材编采权转到各省的教育厅，“各门各科都像政治课…跟著政治口号，教材都是一塌湖涂”，中文科教材全是毛泽东、鲁迅著作、政论文章、新闻报道，灌输毛泽东思想，大大削减了学生语文能力。大学不招生，十年足足耽误一代人教育。

“语文课不是政治课。”田小琳说这是编采人员的共识。“四人帮”倒台标志文革结束，1977年邓小平急调一批学者重新编写教材，组成“全国教材会议”，她是其中之一。

田小琳说，中央极重视课材重编。9月25日，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齐集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她说邓小平下令要“最快最短时间将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出来”。

“他们没说话，是接见，国家领导人进来和我们照相，就是表示对我们支持。”田小琳形容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非常有威望”，“神彩奕奕”。她回忆，当时他们进入人民大会堂，与众人拍照后便离开，“没有具体的话”。

田小琳回忆说，当年编写课材的会议和工作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终于在一年多后向中央递交了教育大纲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