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　习近平会将中国带到哪里？

中共拟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也意味著2022年连任两届后习近平仍可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消息一出，引发广泛关注，不少声音认为这是历史倒退，回归毛泽东式领导。
《多维新闻》发表专论指出，不宜断言取消任期限制就是倒退恢复封建制或终身制。专论指中国当前法治不足，法理权威尚不巩固，对政治强人依赖很深，因而此次修宪主要是因应复杂国情和治理体系不现代的现实。但此次海内外舆论的巨大反应，也反过来提醒中共，为了消除世人疑惑和担心，有必要在推进改革的同时，重建政治理论体系和有管控地开放言论。

2018年2月25日，中共官媒公布《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建议是将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这意味著修宪后国家主席将无任期限制，2022年连任满两届的习近平如果届时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将完全合乎宪法规定。

这则资讯最早由新华网英文版发布，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中国内地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的倒退，知识份子一片哀鸣，自由派更是将此与一百年前袁世凯称帝相提并论。台湾和香港的媒体也都积极加入了这场讨论。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在为习近平四年后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扫清宪法上的障碍。

至于西方媒体，更是直言中国政治轨迹将发生转变，比如《华盛顿邮报》表示“中共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将使得习近平无限期掌权，或将改变中国的政治轨道，将中国带向一人统治”。《华尔街日报》题为《中共修宪建议为习近平无限期掌权铺路》的文章也称，此举“可允许习近平无限期担任国家主席，令中国朝著回归一人领导时代又迈进一步，使中国重回数十年前的毛泽东式领导”。

而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主管部门将国内网上负面评论一律封杀的同时，中共官媒喉舌则开动了宣传机器造势。《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坚定支持中央修宪建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称“这次修宪取消对国家主席连续两届任期的限制，有助于保持上述‘三位一体’，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国央视推出《央视快评：人民领袖人民爱》文章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全票当选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人民拥护核心、爱戴领袖最真挚的表达”，“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踏上了朝气蓬勃的新时代”。更为重要却被人忽视的是，习近平刚刚改组完的“枪杆子”——解放军和武警也积极投身其中，为修宪保驾护航。《解放军报》在2月27日刊文《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定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政治表态和警告味浓。

这次宪法修改有多处变动，为什么唯有这一条惹得满城争议，还必须从这一条款被写入宪法的来历谈起。

国家主席任期制的由来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是领导终身制。这是因为中共早年以苏联为效法物件。当年十月革命和列宁（Lenin）逝世后，苏联在史达林（Joseph Stalin）的带领下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职务终身制，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影响甚大。各国共产党政权将苏联视为老大哥，也普遍把史达林的终身制当作正常的制度安排，古巴、朝鲜和中国皆是如此。

然而职务终身制的严重缺陷不言自明。随著领导人年龄的增长，很难避免出现精力不济、思维滞后，进而容易造成政治决策失误甚至政治灾难。中国亦不例外。毛泽东本来在革命和建国初期一直扮演著积极的领袖作用，但在职务终身制的政治现实下，晚年却酿成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惨痛教训，给国家造成了痛苦记忆，成为中共至今都不愿直面的历史。

深受文革折磨“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对此有著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切肤之痛。因此，当文革结束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便著实解决领导人交接班问题，并吸取毛泽东时代的教训，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这个背景下，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这份经常被知识份子引用和称赞的档里，邓小平直指“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表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要求建立退休制度。后来他又专门指出：“领导制度的改革必须在宪法上得到反映，由国家根本法予以保证。”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更是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主张上升为全党的意志，明确写道：“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

于是，在1982年制定宪法过程中，邓小平等拍板决定除去特殊领域的军委主席职务外，所有国家机构的领导职务一律定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自此以后，1982年以来的历届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均延续了宪法规定，成为了政治惯例，为海内外关注中国政治的人所适应和接纳。知识界普遍认为这“健全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强化了宪法对国家生活的规范功能”，宪法学界更是将此视为中国政治历史进步和邓小平在政治层面的最重要成果。

疑惑是正常现象

尽管依据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属于虚位元首制，不具有实质性权力，但自江泽民时期以来，中共已经形成总书记、军委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三位一体”领导体制，国家主席也随之成为国家元首象征。对于绝大多数不熟悉中共政治逻辑，擅长从法律层面分析问题的港台和海外社会而言，更是习惯于将国家主席视为中国最高领导职位。 因为此前中共总书记在党章里未有任期规定，军委主席也只是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实际执行过程中可以连任，比如2002年江泽民卸任中共总书记后还继续担任了2年军委主席，唯独国家主席存在“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硬性限制。

现如今，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将意味著国家主席将无任期限制。换言之，此后中共最高领导人只要获得党内认可，就能继续同时连任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 这对于不少已经习惯了“连任两届卸任国家主席”的人来说，确实在情感上有些不适应。一些人甚至由此产生疑虑和失望，担心中国政治现代化和制度建设走回头路也是正常的。

毕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著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人治官僚主义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度来说，建立符合现代政治要求的稳定制度体系一直是头等大事，其中尤以最高权力的依法有序交接最为关键，这也是共和国里“共和”原则的本质要求。更何况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朝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为此栽过跟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那些直接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与终身制、封建君主和毛泽东时代相联系的质疑，又粗暴且充满了对中共严重不信任的意识形态色彩。

今日中国不可能恢复终身制

终身制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今日的中国和中共也不可能恢复封建或毛时代终身制，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多次表现出的以史为鉴的意识，提出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些都折射出了他的现代政治意识，以习这样的政治特质，加上已经迥异于封建或毛时代的时代环境，习近平在现在的位子上干一辈子显然不可能。

正如牛泪在多维专栏撰文指出的那样，“中共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思想，也处在在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习近平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目标，已经足以证明他的现代政治意识，证明他不是一个封建君主或皇帝，而是一位想有所作为的共产党领袖。我相信如果习近平在那个位置上像毛一样待一辈子，到老糊涂了还不放权，对中共和中国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也不会是他的初衷，中共党内恐怕也不会同意。”

中国政治复杂性和特殊性

中国政治复杂性和特殊性 既然不是为了恢复封建或终身制，那为何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2022年连任铺路？在回答此问题前，有必要对中国政治复杂性和特殊性有所认知。经过40年改革开放，尽管中国在经济、科技和互联网等诸多领域紧跟甚至领先世界潮流，但制度建设依然滞后，法治仍严重不足，法理权威尚未巩固，在许多时候还在延续传统人治逻辑，缺乏对个人自由及权利的充分理解与尊重，人民的宪制权利仍然无法得到有效保证。这也是为何时下中国虽然经济已经崛起，但政治上终究难以服膺港台的原因。

这样的客观现实决定，在中国推行改革极有难度，对政治强人的依赖性极深。邓小平即是有力例证。当年若无他的政治威望，中国根本难以走出文革和“两个凡是”的阴影和禁区，改革开放更是难以成功推进，遑论今天翻天覆地的发展。而且他虽然力主废除领导终身制，亲自带头退出领导岗位，为中国政治制度构建打下基础，但为了扭转“六四”事件后整个国家向左转的歧路，1992年已经88岁高龄的他还是被迫打破常规，以普通党员身份发表南巡讲话，警告“谁不改革谁下台”，才让彼时中国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建立市场经济。

若简单按照现代政治规范分析，早已退出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实不应该通过南巡讲话介入现实政治。但历史的吊诡在于，他恰恰是以不合程式的方式为改革开放立下了定海神针，有力推动了中国进步，并赢得世人的敬重和缅怀。

这一切足以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法理权威尚未有效成型，却面临著极其严峻治理挑战的国家，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允许政治强人和例外情况的存在。这是分析中国政治不得不直面的现实。在这一点上，其实全世界的情况皆是如此。所谓积极有为特别是改革，往往意味著不拘一格、打破常规，即实用主义或者如中共所说的实事求是。比如，当年蒋经国若无足够权威和实用主义政治取向，怎么可能在台湾推动十大建设、开放两岸探亲和开启民主化？区别的是，中国国情更加复杂和特殊，又是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存在严重短板，所以在力推改革时对于政治强人和例外情况更加依赖。而这却长期难以被不熟悉其逻辑的海外社会所理解。

四大关键因素

正是因为中国国情复杂和特殊，所以当新的政治强人习近平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接任最高权力后，情况才发生改变。五年多以来，习近平及其施政团队，面临上任初期党内严重政治危机和国内外复杂的形势，既厉行反腐和党建，重构执政党和中央权威，又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相当程度上重塑经济社会军队等各领域，同时还在外交上将邓时代的“韬光养晦”与时俱进地转变为积极有为。这一切既使得中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还使习近平成为毛邓之后最有威望的中共领导人，其思想被顺势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故才有了现今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他连任铺路的事情。

从当前中国和中共现实和习近平个人特质来看，他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应有四大因素。

第一，为了守住2012年以来的内政外交成果，保持改革的延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众所周知，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历来是检验执政成效的一大关键指标。台湾、西方等选举民主社会之所以经常被曝出治理困境，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政策缺乏连续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领导人的频繁更替容易造成政策变来变去，缺乏连贯性。 正因这样，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任领导人都非常注重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习近平过去五年多有太多打破官场惯例的举措，有太多大开大合的决策。比如反腐行动迄今已拿下数百名老虎和不计其数的猴子苍蝇，挑战了多年以来海外眼里的“刑不上常委”等惯例。再如军改，他推倒以前“四总部”的权力格局，重建新的军事领导体系，并对军事将领进行大范围调整，被普遍认为无异于重建解放军。 所有这一切，不但当时推动时十分艰难，而且还必须巩固和扩大成果，谨防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

古往今来，因为改革者去职或卸任造成改革夭折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比如，宋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被罢职密不可分。在此情况下，习近平的连任应是为了夯实十八大以来的政绩，消除不确定性，打消很多人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疑虑。毕竟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是，其实对于许多普通中国人而言，什么限任制和制度建设都无所谓，最关键的是有一个能办实事、让他们过好生活的领导人。

第二，目标实现的需要。五年前习近平上任初期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在说中国已经处在最关键的战略机遇期，距离1840鸦片战争以来数代中国人渴望的民族复兴理想只剩下临门一脚。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习近平在过去五年以“第五个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主抓扶贫，承诺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到了去年秋的中共十九大上，他除了继续为“第五个现代化”和扶贫背书外，还重新定义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国家发展2035年和2049年分别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蓝图。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解决台湾问题纳入其中，要在2035年完成两岸政治定位、2049年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上述目标的实现都非常艰难和迫切，任重而道远，对领导人魄力和能力要求极高。比如，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任务虽直接关乎2020年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空前艰巨，甚至在传统观点看来不大可能完成。再如解决台湾问题，在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诉求“台独”的民进党可能长期执政，且本土化、天然独已成社会主流，加之美国因应中国崛起日益介入两岸事务的情况下，要想真正解决两岸问题，极具难度。在此情况下，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很难说不是在喻示他将为2020、2035和2049的目标实现夯实基础乃至最终促成，其中尤其是让台湾问题完成破局。正如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在《任期没有限制，为什么习要寻求连任》一文所言：“习近平想要连任，继续进行已经初见成效的改革，他明白自己无法在两个任期内完成这些，所以才要取消任期限制。”

第三，中共的政治逻辑和政治现实。从政治逻辑来看，中共历来是一个有著强烈实践性特质的政党，注重实事求是，奉行唯物主义哲学。因此，无论是对于制度还是民主，中共都习惯于从工具理性层面考虑，与西方从价值理性出发迥然不同。具体到领导人更替上，西方强调制度，认为一切都应依据程式办事，若领导人存在任期限制，那么到期必须卸任。中共则不同，认为制度只是工具，关键得看实际成效，只要一个领导人有作为、能服众，精力也可以，为何不保持适当的灵活性？

当前“候选人”不具接班人条件

从政治现实来看，中共最高层尚未出现合适接班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权威政治学者对本刊表示：“中共最高层的过渡方式，以及代际的交替是从先例、惯例、成例一步步发展和巩固起来的，之所以今次要修改任期制，打破自邓小平以来形成的成例，最大的根由是当前可能的‘候选人’还不具备成为接班人的条件。”这是因为“从中共十八大开始，习近平的大动作不断，被斩落的贪腐官员不计其数，包括一些政治排位靠前且比较年轻，被外界普遍猜测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政治官员。这样的大变局，是今次出现接班人真空的客观前提”。此处说的正是孙政才，本来他曾因60后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被视为接班人之一，不料因反腐落马。

第四，习近平的个人特质。他系红二代出身，父亲习仲勋是中共元老和改革开放元勋。从小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人，固然也有成为平庸之辈的情况，但许多时候会受到父辈的耳濡目染，形成强烈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延续社会主义的天然使命感，以及敢于指点江山，有种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政治担当。在这一点上，习近平的特质尤其突出。他五年来在反腐、军改和内政外交上的作为，足以印证他强烈的政治抱负和企图心。而且他不惧舆论争议，有一种“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的气质。

我们相信习近平就宪法条文的相关调整，主要还是还为了制度现代化上的考虑，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应是为了与总书记、军委主席保持一致，合乎“三位一体”领导体制，确保中共党的领导在国家象征层面得以体现。在中共的政体设计里，总书记代表党领导一切，包括国家和军队。国家主席只是虚位元首。但是随著中国崛起日益具有全球外溢效应，海外不少人已经习惯将国家主席视为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下，如果中共最高领导人只担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既难免会让外界产生疑惑，不符合“三位一体”领导体制的惯例，又会造成十八大后著重强化的党的领导在国家象征层面的缺位。

港台和海外社会之所以难以理解，主要是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共领导人更替的历史，习惯于简单套用西方传统，拿此作为尺规。这也是为何同样是长时间连任，西方媒体对普京（Vladimir Putin）、李显龙都有批评，但对于默克尔（Angela Merkel）、柴契尔（Margaret Thatcher）就鲜见。再一个原因，就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海外普遍不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在中国政治范式转移式中的地位和他之于中国转型的意义。

不让制度妨碍改革

必须认识到，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背后是复杂国情和现实诉求，体现了实用主义逻辑，即不拘泥于制度和程式，只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既然当年邓小平能透过实用主义，以不合乎常规的方式，让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那么，面对邓小平未完成的政治现代化重任以及数代中国人的民族复兴理想，习近平若能让中国更好抓住机遇期，体现出适当的灵活性，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当然，世人的疑惑也可以理解。毕竟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终究还是要靠制度和人的双向积极互动，既不能让制度陷入僵化，妨碍改革，尤其像时下中国这样处于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过渡时期更不可如此，又不能过于依赖个人因素，应缩短过渡时期，及早完成转型，建立一套开放性和稳定性兼具的现代制度体系。唯有这样，制度和人方能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一起持续推动社会进步。再一个，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毛泽东晚年，因为搞终身制，也确实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世人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回忆。

对习近平个人来说，透过他过去几年的不同寻常表现和积极作为来看，我们深信他不是一个恋栈的人，也不相信中共是一个独裁政党，它不会不择手段就是为了保持权位，如果那样的话，就背离了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总结起来说，中共此次修宪主要是因应复杂国情和治理体系不现代的现实，并非为了回到封建和终身制。但此次海内外舆论的巨大反应，也反过来提醒中共，为了消除世人疑惑和担心，何不在修宪过程中一边重建政治理论体系和有管控地开放言论，一边以更大魄力推行改革，让中国早日完成转型，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目标？当有政治重大变革发生，第一反应就是进行舆论管控，在今天这个民智已开的互联网多元资讯社会，实在不是高明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