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天津GDP增速垫底　或证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

2017年中国大陆31个省（省级行政区）GDP增速已出炉，贵州、西藏和云南位列前三甲，并实现两位数增长。
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此前近10年间经济增速一直在10%以上、位列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华北北部港口城市天津以3.6%的增速垫底，且经济总量上也被后起的直辖市重庆追过，就连并非省会城市的江苏苏州亦将实现赶超。
当然，此次经济失速很大程度上是天津主动“挤水分”所致，但仍然引发广泛担忧，天津将要沦为第二个中国东北吗？

2016年天津GDP增速9.1%，排名全国第四，2017年则以3.6%的增速垫底。对此“断崖式下降”，外间多将之归因于此次天津滨海新区的主动挤掉“水分”：继辽宁经济数据造假之后，天津亦被曝出GDP数据注水。对于这一“挤水”规模，1月11日一则官方认证的天津广播微博消息称：“挤掉水分”后，滨海新区2016年GDP由约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下调为6654亿元。这使天津最终GDP止步于1.86万亿元，从而遭遇罕见GDP增速滑坡。

而同样曾经遭遇GDP“挤水”的辽宁，2017年GDP增速从2016年的-2.5%触底反弹至4.2%。尽管如此，东北三省GDP增速仍居中国31省后列，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列倒数第4、第5、第6。继2016年中国两会期间黑龙江爆发“龙煤事件”之后，2018年年初又被曝出“企业家毛振华炮轰亚布力管委会”以及“雪乡宰客”事件，因整体营商环境不佳以及人口净流出， “投资不过山海关”局面一时难以根本改善。

如今天津GDP增速垫底，在决策层和学界引发其会否成为第二个中国东北的广泛担忧。比GDP增速断崖式下滑更为本质的是，天津似乎遭遇了和中国东北经济衰退十分类似的诱因。

李鸿忠的苦恼：天津民营经济规模偏小

对于天津经济面对的困境，从湖北省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鸿忠曾经坦言，“天津市民营经济规模偏小、活力不足，影响了全市经济结构优化、体制机制改革、社会财富增加和群众收入提高”。

根据Wind统计数据，目前天津板块的50家A股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以个人为代表的民营资本的公司仅19家，占比不足四成，而民营经济比重低、规模小、活力不足，主要是受到国有经济的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和挤占。且从经济结构上来说，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在天津经济中比例过重，石油、炼化、钢铁等产业对GDP的影响很大。重化工业的特点是依靠海量投资驱动增长，无法带来有效就业，海量投资亦势必使得单位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呈逐渐递减趋势；加上重化工业企业的发展环境在2017年前后开始面临重要变化，从而直接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激荡。

因此，天津经济数据遭遇滑铁卢。 以天津港为例，受2017年安全生产、环境整治、汽运煤停运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大宗散货吞吐量下滑，规模化竞争优势减弱。特别是为落实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大气污染防治要求，公司将汽车集疏运煤炭方式调整为火车运输，打破天津港传统运输方式，给公司散杂货运营造成影响。

中国增长模式之争

天津GDP增速断崖式下跌及其海量投资重化工业驱动的经济模式，在决策层和学界再次引发关于中国选择何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这一争论首现于2005年，当时中国正在制定“十一五”计划。

2005年的中国增长模式之争的一个重大诱因，源于被中南海和北京市寄予巨大希望的中关村科技园实践。有著“中国矽谷”之称的中关村科技园，创始于中国制定“九五”计划（1996年至2000年）期间，当时中南海决策层意识到，中国经济要从资源消耗向提升效率的方向转型，当时官方的提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然而，中关村在实践数年后，虽然名声很响亮，但是产值和税收一直上不去。这令北京市政府颇为尴尬。经过了几轮政策争论之后，“发展汽车制造业”拯救中关村的观点胜出，2002年10月中韩合资的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一年后，北京现代实现销售收入87.7亿元，利税37.1亿元，这被官媒称为“北京模式”和“现代奇迹”。 加之进入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提速，而在中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城市化使地方政府手中掌握了价值以数十万亿元计的资源，于是中国各地开始了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造城运动。

有经济学者指出，上述两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实践相互激荡，在中国各级政府和学界造成一种理论风潮，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一理论在中国增长模式的选择上，主张政府主导、海量投资，经济和产业趋向“重型化”，掀起“造城运动”和“重化工业化”浪潮。

“重化工业化”增长模式一经提出即遭到了市场经济派的质疑和反驳。反对者批评，政府主导下的海量投资，因经济投入成本过高以及投资收益递减规律起作用，效率低下，且挤占过多经济资源又会阻碍和迟滞能够带来大量就业的服务业的发展，这样又会阻碍消费拉动的效率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

论战的结果，是“重化工业化”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大行其道。在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更是推出了4万亿财政计划以及10万亿银行配套贷款，大张旗鼓推行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刺激；多地地方政府利用产业政策在本地区上马和扶持重化工业项目。天津今时今日的GDP失速，或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经济这一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最新例证。 

十九大报告：经济增长模式进入消费驱动型“新时期”

实际上，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上亦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表述亦意味著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入“新时期”，即以出口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转变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分析认为，这也意味著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相应的消费体制机制改革即将提到重要的日程。

中国进入并确立消费增长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有效供给的增加，即提高了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二是“互联网+” 、创新驱动等所带来的新动能，带动了有效需求的上升，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及分享经济的兴起等；三是减税、推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低收入群体民生兜底等政策的实施，带动了企业、居民等总需求的上升，成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根基所在。

十九大报告中亦专门提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体到消费领域，这是对传统零售的一次重大革新。《中国经济网》分析认为，未来新兴业态如新零售等所带动的消费必将是“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支撑力量，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培育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在消费者愿意消费、便利消费、创新消费、放心消费、有能力消费等核心问题上进一步释放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