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雄安三县要求月办一宗黑恶案件　“苛政”背后有何内情？

12月13日，雄安新区官媒称，在12月11日召开的雄安新区“9·06”专案组工作座谈会上，要求新区三县公安“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时限”、“每个县都要在一个月内至少侦办一起黑恶痞霸案件”。 会上亦汇报对“丁某某”涉嫌黑恶犯罪团伙案侦查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称该团伙“手段残忍，作恶多端，民愤极大，长时间以来危害乡里，称霸一方”。
有关报道引起舆论关注，但各方焦点并非“打黑除恶”，而是座谈会上的指示——“每个县都要在一个月内至少侦办一起黑恶痞霸案件” 。

这样“指标感十足”的语言，使不少人联想到近来河北的“煤改气”事件。尽管环保部、住建部等部门先后发函紧急叫停，但民怨纷纷，更与某些其他事件叠加，在舆论上形成对不顾实际情况进行指标式“一刀切”政策的激烈反感。

亦有网民想到薄熙来曾经在重庆掀起的“打黑风暴”，以及80年代席卷中国的“严打”。这两场打黑均在层层加压的行政命令下逐渐变质，造成大量冤案。前者如“李庄案”，后者如“聂树斌案”，都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更有人甚至将限定指标的“打黑除恶”同数十年前的“反右”潮对比，担心执法部门在行政压力之下，模糊初衷造成冤假错案。

可见民众反感的，并不是“打黑”本身，而是这种社会治理是否可以少用“指标”，“至少”之类的语言，减少运动式的行政思维。不过也有一些评论者持较为缓和看法，指出雄安新区如此打黑有其内在原因，应区别视之。那么客观出发，该如何看待雄安新区的做法，乃至在更广泛层面，地方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类似举措？

农村“官黑勾结”阻碍法治建设

据当地人介绍，前述“丁某某涉黑案”，不仅包括丁某某一家几个弟兄，还涉及两位村支书。丁某某黑恶势力在容城县以家族形态存在，延续多年，网络基层官员，遍织人脉，搭建利益裙带。

“丁某某涉黑案”某程度上显示出中国农村“官黑勾结”的现况。2014年，陆媒《南方周末》根据公开资料，梳理146份农村涉黑的判决书，发现其中约有三成村官涉黑，超过半数的村官上任后，为了控制乡村变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尽管146份样本不能描述中国广大农村的全貌，但至少能反映出中国的乡镇农村涉黑具有某种普遍特征，即黑恶势力与村官腐败通常是相伴随的，很多时候腐蚀的层级还相当高，非“重典”难以动摇其根基。

这样的情况使得“村霸”问题已成为中国完善基层治理以及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的主要阻力。 尤其是在靠近发达城市的城乡结合地区，以及遍地开花的新区、园区、开发区等，基层黑恶势力尤其具有生存空间和土壤，容易形成广泛勾连的犯罪组织。这些区域一方面接受临近发达城市的辐射，公共资源和利益空间暴增，但另一方面基层建设滞后，乡村中宗族、家族、暴力等仍形成实际控制力。两者叠加，则官商勾结式、家族式等组织程度较高的黑恶势力很难拔除，隐蔽程度极高，且不乏地方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