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解读】西方经济学读不懂中国经济

中共十九大报告演讲时间历时三个多小时，被视为一场讯息量极大、为中国前景释疑的演说。报告中，习近平将“经济议题”放到所有具体政策方略的第一位，这既是其政治理念“五位一体”的体现（“五位一体”是习近平在2012年十八大报告的新提法之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表明中共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视。若单凭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将无法对中国现时以及未来的发展有透彻认识。

在习近平向2000余名中共党代表发表报告后的翌日，年届69岁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于10月19日参加了金融系统代表团会议，可能是即将卸任的缘故，一向以灵活策略著称的周小川在会上显得更加大胆敢言，说：“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周小川这番警告使投资者认为市场将会出现剧烈波动，这一担忧情绪即日便于全球市场引发连锁反应。香港恒生指数开盘走高，但下午2时30分起忽然大跌，全日跌逾550点，日圆和黄金等避险资产走高，而在几日之前，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年会发表演讲时指，由于大陆经济成长动力回升，包含来自家庭部门消费与进出口的快速成长等因素，上半年经济增长达6.9%，更指下半年有望保7%，一度刺激市场向好，足见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引领作用”。

而在十九大会议召开前夕，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发表了一份题为《强大领袖，艰难决定》的全景式分析报告。在报告开头部分便对中国未来五年作出预期，当中包括：一、经济政策处于次要位置；二、中国长期以来失控的债务问题将因权力的巩固而获得整顿；三、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在2018年降至6%以下。

一方面是中国最高决策者，另一方面是经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还有代表西方主流观点的媒体，如果将以上三方的观点放在一起剖析，便能从中读出一些“特殊”讯息。

习近平的关键词

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经济部分总共是2,783个字，约占整份报告10%，比例并不算低。报告中有两个关键词，是习近平主要想向外界传达的，也是与西方经济理论截然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发展”。细心的话便会发现，尽管习近平在谈论经济，但报告中使用的标题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经济“发展理念”而非“增长理念”。其次是“供给侧改革”，其中提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在研究中国的经济议题时，很多人因为固有经验或者知识结构，仍然习惯于从西方的经济学中寻找理论依据，坚持“无西不经”，即不是西方模式，就不是市场经济，不是西方的经济理论，就不是经济理论的教条思想。而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核心就是“增长”，是经济数据的提高。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对于经济的看法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数据，而是基于整个社会和国民利益基础上的“发展理念”。比如已经成为习近平政策核心部分的扶贫，中国的政治家从来不认为国家经济的增长，就能掩盖所有的社会问题，在增长数字背后，仍然有大量贫困人口需要“共同富裕”，这就回到了社会“发展”理念框架之下。

同样，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出后，一些人马上指出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的供给学派。为了澄清这种误解，习近平2015年曾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研讨班表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按供给学派理论而言，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供给学派还曾经把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证明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也相对更快。以此得出结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从十九大报告中可以看出，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绝对不是通过“经济刺激和投资”，而是通过“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这就与西方的供给学派有根本的分别。

《经济学人》的误解

事实上，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决策层如何引导经济这一议题上，一直存在误解。就以十九大前《经济学人》所刊发的报告为例，报告把中共中央推动的党组织、党纪、反腐等重大事项视为单纯的政治行为，而随着政党纪律以及执政控制获得有效集中，十九大的主轴将聚焦在进一步集中政治权力，而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经济政策居于次要位置。

然而，这种“政治、经济”二分法的简单逻辑似乎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共所奉行的是政治经济学体系，而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以“辩证的视角”来看待政治、经济这两者的关系。经济基础会决定政治的“上层建筑”，不过如果没有政治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无从谈起。

例如在过去五年，习近平推动诸如供给侧改革、市场化改革等措施，无一不是以强化市场角色、释放生产力为主要目的。诸如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户籍制度改革、金融稳定、人民币市场化等重大改革措施，衍生出诸如自贸区、新兴战略产业规划、人民币国际化等具体政策。而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又有着政治上的全盘考虑。

作为决定未来五年中共宏观政策的重要会议，经济和政治一定是出于同样重要的考虑，因此简单的分出“主要、次要”是不恰当的。从过去五年的经验来看，延续经济领域的改革仍将是十九大期间的重要目标。通过在经济领域的制度性改革来降低交易成本，并辅以经济政策来灌溉经济增长的新苗，最终带动经济领域的转型升级，也是习近平在政治上做出改革允诺的保证。

因此，单纯地通过二分法来区分政治、经济领域，忽略两者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怕是对中共当前政策的一个误读。

此外，针对《经济学人》提到中国经济增速将在2018年跌破6%大关一说，作为中国经济政策具体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的周小川有不同的看法，早前更在IMF与世银年会演说中提出中国下半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7%。虽然随之而来的第三季数据仅录得6.8%增长，但周小川敢于在公开场合如是说，背后恐怕尚存底蕴。

中国经济增速不会跌破6%

事实上，在今年初，受到外部经济环境低迷、以及内部因供给侧改革而投资放缓的影响，中国经济呈探底趋势。据中国社科院预期，2017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率将落在6.8%之谱，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三年维持在7%以下。

不过，在历经了为期一年的“调整期”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正逐渐趋于好转。据周小川表示：“受惠于外部环境好转，2017年中国出口表现优于预期，全年贸易盈余有望超过4,000亿美元。”一般预料，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前提下，2018年中国的出口仍将保持旺盛，这将给中国经济提供有利支撑。

此外，周小川还刻意点名“城镇化”，作为今后拉动中国内需市场的主要增长动力。据周小川表示：“从不同口径的测量标准来看，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介于40%至57%之间，这意味着城镇化率仍旧具有极大的拉动增长潜能。”因此，若能持续透过户籍改革来释放中国遭到抑制的经济增长潜能，在未来几年，凭借着城镇化所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需求，中国经济增速仍能维持在7%的基础上。

当然，如果西方的经济学者能够耐心看完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就会发现，在这样一份宏观的报告之后，再试图用7或6这样的数字，去解析中国经济向好或者变坏，只会是一种浅薄的认识。

上文刊载于第83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0月23日）“中共十九大系列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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