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十九大昭示中国正式进入习近平时代（下）
中共十九大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后首次主持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检阅过去五年中共政绩的一次大会。五年前，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多维新闻》期许并分析指出他将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今天，以十九大召开为标志，《多维新闻》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正式开启，而且大势已成。如何理解并定义这样一个时代，将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需要思考的命题，也是这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让人期待的主题所在。
逆势的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身处的时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一百年。在他的时代里，既解决了这个国家不断沉沦的问题，还让这个苦难的民族重新站起来，为今天中国的民族复兴提供了政治基础。
在国家层面，当时的中国面对的是列强压迫，军阀割据，国贫民弱，内忧外患不止；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东亚病夫”形象刻骨铭心。社会层面，则是随著国门被野蛮撞开，维持两千余年的统治结构和社会阶级发生剧烈震动，政权频繁更替，人民流离失所，国家尊严扫地，中国社会处于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尽管中共是伴随著国家和社会的动荡、变革“应运而生”的，但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既经历两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又受到内部政治斗争的困扰。 正是在国将不国、党将不党的局面下，毛泽东聚合了党内、社会、国家力量“逆势而起”，这并非权力意义上的，而是将科学的革命路线取代了之前庸俗的革命认识，将占据主导地位的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改正为根据中国客观现实和历史阶段出发的时代认识。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根深蒂固的社会影响，又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
毛泽东从当时纷繁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选择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作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救国方案。
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步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并领导这个民族赢得了尊严，重新缔造新的社会结构，让中共从一个“山头”林立的政党成为一个统一的、遵从一个核心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政党。从延安到北京，毛时代的中共对知识分子、农民、工人甚至旧时代的官僚充满吸引力。上世纪30年代，大城市的学生，一批批地离开条件优渥的上海、北京，奔赴延安参加他们的“理想国”。
1949年之后，毛泽东更是通过“抗美援朝”、“两弹一星”将中国从一个“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砲就能征服的国家”重塑为一个“大国”，数亿中国百姓觉得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海外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回到中国，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时代，认同毛泽东这个领袖，高度兴奋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以及国家重建的进程中，为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尽管中共是伴随著国家和社会的动荡、变革“应运而生”的，但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既经历两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又受到内部政治斗争的困扰。 正是在国将不国、党将不党的局面下，毛泽东聚合了党内、社会、国家力量“逆势而起”，这并非权力意义上的，而是将科学的革命路线取代了之前庸俗的革命认识，将占据主导地位的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改正为根据中国客观现实和历史阶段出发的时代认识。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根深蒂固的社会影响，又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
毛泽东从当时纷繁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选择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作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救国方案。
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步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并领导这个民族赢得了尊严，重新缔造新的社会结构，让中共从一个“山头”林立的政党成为一个统一的、遵从一个核心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政党。从延安到北京，毛时代的中共对知识分子、农民、工人甚至旧时代的官僚充满吸引力。上世纪30年代，大城市的学生，一批批地离开条件优渥的上海、北京，奔赴延安参加他们的“理想国”。
1949年之后，毛泽东更是通过“抗美援朝”、“两弹一星”将中国从一个“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砲就能征服的国家”重塑为一个“大国”，数亿中国百姓觉得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海外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回到中国，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时代，认同毛泽东这个领袖，高度兴奋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以及国家重建的进程中，为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造势的邓小平时代
如果说毛泽东是在连年战争几乎成为一片“废墟”的国土上建立起一个新中国，那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又做了什么，让世界将过去40年的中国成为“邓小平时代”，完成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呢？
回过头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尽管刚刚经历“十年浩劫”，但是毛泽东时代所建立起的工业化基础，让中国具备了“崛起”的条件。文革后人们的思想被严重固化，以华国锋为代表的领导层，因为缺乏新思维而导致国家治理上的无力，使得当时的中国仍然深陷衰败和失望的情绪。最典型的是解除掉“四人帮”威胁的华国锋，延续了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两个凡是”，在治国理政上毫无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从执政党到社会以至国家层面，完全缺乏一个可以凝聚大家的核心，中共在当时可以说近乎一盘散沙。
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复出，接掌了领导中国前进的任务。他带领中国解放思想，制定改革开放的国策，通过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平反，通过恢复高考，通过建立土地承包所有制，通过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缔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官员、商人、军队、农民，社会各个阶级重新被焕发了活力。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来自中国各地400多名45岁以下的青年精英汇聚，他们中有年轻的学者，有年轻的官员，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李源潮、刘延东皆在其中。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年广久、牟其中、吴仁宝、步鑫生开始活跃，巨大的“活力”涌现，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
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邓小平开创的时期，亦是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全球化、向市场经济转轨。邓小平，将中国从一个沉溺于阶级斗争的“不富裕的大国”重塑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富裕的大国”，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邓小平时代”。
承势而起的习近平时代
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比，习近平是一位“应运而生”的中国领袖，是一代“顺势而为”、“承势而起”的领导核心。
所谓“应运而生”，是指中共前后两个三十年所积累的国家实力、社会财富如同积蓄的洪水，在十八大之后让习近平打开了闸口一样，喷涌而出，势不可挡，历史为中国在毛邓之后的再一次飞跃找到了难得的舵手。
所谓“顺势而为”，是指习近平洞察历史脉搏，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深刻掌握时代进程的智慧与魄力，引领中国牢牢抓住机遇，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有为，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第二个百年战略目标，形成了一套极具时代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体系。
所谓“乘势而起”，只要看看五年来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习近平领导下是如何快速发展提升，就知道这是什么意义。当然，习时代的“乘势而起”绝不意味著另一个霸权的出现，应该是对国强必霸的传统认知的颠覆，告诫人们世界政治就是要寻找永续和平和共同发展的道路。这至少包括三重意义：第一，要洗涮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百年耻辱，改变世界政治中弱肉强食的传统；第二，要推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建立四百年来中西方之间的一场范式转移，否定地缘政治的博弈性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第三，要完成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全球治理和世界政治注入新的文明定义。这不是五年、十年就能完成的任务，它不仅是习近平的任务，也是中共的任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更是时代的任务。
当然，习近平上任后面临的不光是历史机遇的洪流，还有更难驾驭的“洪水猛兽”。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中共在十八大前面临著严峻的执政危机。执政党的政令走不出中南海，山头主义、团团伙伙盛行，受制于积弊已深的官僚系统，中共难以实行有效改革，贪腐更是前所未有地吞噬发展成果和人心，“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反腐会亡党，不反腐会亡国”已成为社会共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是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和人民期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遗留和积累的矛盾不断发酵，经济风险、环境污染和社会压力大幅攀升，形成各种大家都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国阶级的变化也从未如今天这般迅猛，它并不是一个阶级的“产生”或“消失”，而是人的身份复杂且多元，同一个集体或个人的各种身份错位交织，中国社会也正从一个传统的城乡二元向全面城市化快速转变。国际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遭到守成大国的战略围堵，周边事态不断，中西方两种制度的道路选择，文化及价值观的博弈更是一刻都没有消停，受制于四百年来西强东弱格局在很多人脑袋中形成的刻板印象，人们根本无法想像习近平能重构这样的世界格局。
五年前，《多维新闻》提出习近平将会成为毛邓之后的又一位领袖，以“年轻版邓小平”期许，认为他会引领中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收获的几乎全部是质疑。今天，当时间将浮云拂去，谁还会对这一判断产生疑惑？习近平上任后以一股坚毅的精神，为中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棋局。他掌握住了时代脉动，驾驭住了复杂局势，不仅唤醒了中国，而且正在“大展经纶补天手”完成对执政党和国家的重塑。
在这个时代，习近平要解决的是执政党和国家的“现代化”的问题。一方面，毛泽东曾经说过“化，就是要变”，而且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全方位的范式转移。另一方面，这个“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而是中国的。就好像市场经济，中国是用“社会主义”作为其前缀，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又用“中国特色”为其前缀。
习近平时代所要实现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它既有时代特色，不同于毛邓时代的物质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又有中国特色，不同于西方传统定义的具有资本主义特质的现代化。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迸发出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活力和热情，在北京的CBD，在上海的浦东，在杭州，在武汉，在南京，在深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觉得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这种感受甚至传递到了海外，越来越多接受过海外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开始回到中国，他们和毛时代的苦难深重及邓时代的朴素土气并不一样。他们活跃在互联网上，讲究生活品味、说著流利的外语、具有国际视野，却有著坚定的文化自信，有著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同时又高度认同这个时代的使命与价值观。“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注定将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既为自己国家的民众提供美好生活，也为全球治理和世界政治文明提供参照的道路迈进。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形成，一场新的范式转移正在发生，中国内政、外交、文化、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相比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正在习近平引领下经历一场新的“翻天覆地”。而一些人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邓小平、乃至毛泽东时代，一些被他们视为政治、经济和外交风向标的观测方法会突然失灵，因此可能倍感焦虑。但这，并无碍于历史的发展进程，历史也从不会因为这些困扰而停下脚步，一如在毛邓时代初期曾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