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政商关系难解　万达困局成整顿先兆？

早前（8月27日）有内地微信公众号称，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一家原定乘私人飞机，前往英国，临出境前遭当局扣留问话，其后获释但禁止离境。今日（8月28日）万达集团发表声明，否定谣言并已就不实传闻报警备案。不过，该传闻已引起中外关注，如《多维新闻》即发表专题分析，提到王健林曾说：“我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多维新闻》认为，比对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所见政商关系，这句话与现实有微妙抵触之处。不久前官媒才点名批评万达，指控其举债作海外并购，转移国内资产，后来万达便暂停“走出去”，兼且变卖以百亿计资产，承诺集中投资中国项目；时至近日，万达响应官方扶贫号召，答允甘肃地方官员：“将在兰州市投资建设一个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同时选择甘肃其他城市新建设10个项目。”

成也政治，败也政治

观乎王健林近月所处形势，《多维新闻》推测，官方可能有意整顿改革开放以来政商关系，随中共领导层警告官员“防止被利益集团围猎”，“红线时代”或者经已来临。可是回顾中国商界现实，《多维新闻》即指出：“想要获得利益，是无法规避与政治的关联——在中国大陆，官员无论职位大小都可以影响到商人获利的多寡。”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一旦靠近政治却很难得到善终。

此等前车之鉴多不胜数，而中共处境矛盾，一方面现行体制导致“商人天然地和政治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当权者却似乎再不容忍官商勾结，有意扭转“不公平”现实。

一方面现行体制导致“商人天然地和政治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当权者却似乎再不容忍官商勾结……

褚时健“无意中触碰了政治”

另一例子为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他同样发迹自1980年代，在任期间，辖下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大，他素以挑战传统经济体制而闻名于内地。1996年，褚时健因贪污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锒铛入狱；当时内地“职业经理人”制度尚未完备，其年均官方工资为4.7万元，与烟厂普通工人不相上下。

据坊间传闻，褚时健承认曾有香港商人赠送400多万元人民币，他视作礼物收下，并未输送任何利益。尽管如此，《多维新闻》认为其落马症结为“无意中触碰了政治”，褚时健手握烟草业批文，事发前未有应政坛权贵要求，低价批出以供此等权贵变卖获利，最终遭受报复。

又如中港金融界名人车峰，以上海服装生意起家，娶得前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之女后飞黄腾达，巅峰时期至少手持30多家公司，仅其辖下数位产业收益便高达61亿港元。2015年6月，中国当局立案调查车峰，海外“博闻社”宣称：“车峰不仅涉嫌涉巨额洗（黑）钱，更涉嫌向西方情报机构出卖情报。”

根治问题有待治理体系改革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需要企业家富冒险精神，不断冲破体制樊篱，牟其中之类商人应运而生；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内外交煎，改革开放几至停顿，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重上轨道，亟需进取企业家贡献，以助经济发展及政权稳定。论者常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句，用来体现时代所需，“野蛮生长”亦成商界主流。

时移世易，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中共政权似乎开始检讨过去政商关系，视为干部贪腐源头也好，造成制度不公也罢，总之到了不得不再改革地步。至于近年举措，有在政界打击“利益集团围猎”，也有在商界大刀阔斧对付“踩线”企业，万达困局即为一例。不过归根究柢，正如《多维新闻》，现行资源分配有赖政治庇荫，政商不分属“天然”常态，要根源问题还有待中共启动治理体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