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2万元真有效？　亚洲多国斥巨资鼓励生育政策却“失败收场”

特首李家超在今日（25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中，重点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向每名初生婴儿派发2万元现金津贴。其实，近年亚洲多个大型经济体同样面临着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当局均试图不惜工本扭转这一趋势。许多国家除了派发现金外，还有许多其他相应的政策，惟失败的例子却比比皆是。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早于上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和新加坡经已推出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韩国也在2000年代紧随其后。随着不少亚洲国家近年的出生率达到惊人的新低，加上国内正在迅速老龄化，当局纷纷开始出台新一波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些措施几乎都大同小异：为新生婴儿父母支付费用、提供补贴或免费教育、增设托儿服务、提供税收优惠及扩大育儿假等。

今年3月，韩国总统尹锡悦率先宣布，韩国政府将大幅提高1岁以下儿童父母的每月津贴，从此前30万韩圜（约1,738港元）增加至明年的100万韩圜（约5,795港元）。此举将进一步增加该国为提高出生率所做的巨额投资，在过去16年间，韩国已经花费了多达2,000亿美元（约1.57万亿港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月亦宣布，自2024年10月开始扩充儿童补贴，包括提高累进金额至高达每月3万日元（约1,565港元）、延长至高中生的年龄段等。此外还将通过发放补贴来支撑适合生育和育儿的制度。他重申，“这是在进入年轻人口急剧减少的2030年代之前扭转少子化趋势的最后机会”。

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样吸引，包括诞下第1名及第2名新生婴儿的父母可获11,000 新加坡元（约59,000港元）的现金奖励，第3名及其后的每名新生婴儿，生育奖金增至13,000新加坡元（约77,0000港元），以累进资助方式鼓励增加子女数目。此外，狮城还提供税务回扣、育儿假期、托儿资助、房屋优先权、辅助生殖科技的支援等支援。

由此可见，单单是向新生婴儿提供的金额资助，日本、韩国、新加坡皆完胜香港的2万元津贴。

但这些措施有效吗？

然而，观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数据显示，上述提高人口的政策努力收效甚微。日本财政部最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坦言，“国家的这些政策是失败的”；而联合国最近的报告也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虽然更多国家正在努力降低出生率，但自1976年以来，希望提高生育率的国家数量已经增加了两倍多。

以上述这些国家为例，日本虽已将用于儿童相关政策的预算增加一倍，从10万亿日元（约5219亿港元）增加到略高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2%的水准，惟该国去年的出生人数不到80万，创下历史新低；韩国十多年来所花的资金虽高昂，但去年亦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低生育率纪录，每名妇女平均预期婴儿数降至0.78个；新加坡同样好不到那里，去年新生儿人数有约3.56万名新生儿，写下历史新低。

联合国人口基金东欧和中亚地区办事处主任Alanna Armitage表示：“我们从历史中了解到，试图激励女性生育更多孩子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了解妇女不生育的根本决定因素，而这通常是她们无法将工作生活与家庭生活结合起来。”她补充，只有在拥有良好的福利制度、养育子女的成本较低、性别平等更平衡的情况下，这些措施才会见效，并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生育政策效果要好于亚洲。

“东亚社会有不利于家庭生活的职场文化”

包括派发现金津贴在内的鼓励生育政策，对一个国家和地区无疑也会构成不少的困难和挑战。例如，日本政府为应付相关的庞大支出，正考虑通过出售更多政府债券、提高销售税或增加社会保险费来筹集充足的资金。然而，这些方案也不是“一劳永逸”，如出售更多政府债券会增加后代的经济负担，另外两种方案则会打击已经陷入困境的工人，从而说服他们减少生育等。

有分析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不少国家的生育率都正在下降，故吸引年轻人在本国工作将变成一场重要竞赛。因此，无论在生育政策上花钱是否合理，这些国家的政府似乎别无选择。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经济学教授Antonio Fatás表示，这些鼓励生育的投资是绝对必要的，“生育率或许并没有因此提高，但如果支持少一些，生育率也许会更低。”

诚然，鼓励生育是个棘手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不少专家指出，要成功鼓励国民生育，离不开让育儿成本可负担，开设更多公营托儿所；让工作更弹性，让父母可以抽更多时间照顾年幼子女；让男性负责更多家事，减轻女性在生育上的心理负担等。

此外，内地政府一直在投资技术和创新，以弥补劳动力的减少，从而减轻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和韩国社会虽然同样不欢迎移民，但立法当局也在讨论修改移民规则，以吸引海外年轻劳动力。

最后，从韩国过去的经验，或许可以为相关的立法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经验。有领取韩国政府育儿补助金的妇女认为：“在政府的政策中，都没有真正解决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不利于家庭生活的职场文化”。她补充说，在韩国等东亚地区中，工作文化往往对家庭生活充满敌意，因此当地的女性拥有更少的自由时间，并从事更多家中诸如照顾子女等的无偿工作。她认为这些种种皆不利女性生育。

另一方面，青瓦台从整体上考虑生育问题也会带来令人惊喜的好处。当韩国政府出台了工时法，将每周工作时间从44小时减少到40小时，首尔大学助理教授Erin Kim发现，男性花更多时间去看望和赡养年迈的父母，多出的时间亦让他们有空余投入照顾家庭和子女。

说到底，有否2万元现金津贴，又或是有否其他生育支援政策只不过各位考虑生育与否的人士一个些微次要的考虑。观乎以上这些亚洲国家的经验，若然当局真的想要扭转生育率下降的局面，或许得从社会整体作更深入、更认真的研究和考虑，才有望适当解决和根治人口下跌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