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领导层比例全球最低 性别不平等碍日本经济增长？
能源价格和国防成本的上涨，还有新冠疫情的影响为日本经济带来了压力。出生率骤降和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威胁着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性。独立智库 Recruit Works Institute今年一项研究指出，到2030年，日本劳动力供应短缺将达到 341万人，到2040年将超过 1,100 万人。
作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东亚商务高级教学研究员兼讲师Sarah Parsons
性别不平等是另一个重要的压力点。研究表明，一个性别包容的社会和劳动力队伍会带来创新和经济增长，然而日本是G7国家中性别平等水准最低的国家之一。在世界经济健康论坛（World Economic Health Forum）最新发布的《全球性别报告》（Global Gender Report）中，日本的排名跌至最低，尤其是在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方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近宣布，日本急需提高出生率。他还发誓要在2030年之前将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从11.4%提高到30%或更多。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政策草案显示，将通过对上市公司依法规定领导配额来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日本已经尝试过无数次，但基本上都失败了。我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日本社会的性别规范根深蒂固。
性别规范的社会化
日本社会的性别规范与父权制等级制度紧密相连，而父权制等级制度是历史上受儒家思想影响演变而来的。男性的角色与养家糊口和一家之主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女性则被视为妻子和照顾者，最终服从于一家之主。
孩子们从小就接受这些规范教育。研究表明，日本的学前教师通过鼓励性别化的言行模式，将儿童定位为不同的性别角色。女孩说话轻声细语，举止可爱，不具威胁性。相比之下，男孩的语言和行为更具支配性。儿童读物和电视节目通常会延续这些等级分明的语言和行为模式。
这些信念和价值观影响着日本工作场所的招聘做法和组织行为，而日本的工作场所仍然是以男性为基础的养家糊口者/女性依赖模式。
从1945年到1991年，即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奇迹时期，大多数日本女性被排除在领导职业生涯之外。这导致担任重要决策职位的日本女性人数很少。
如今，领导力仍被视为男性主导的环境——即使话题是关于女性赋权。在最近的七国集团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代表团中，日本是唯一一个派出男性代表的国家。
无论性别如何，要想晋升到高薪职位，都需要长时间的工作和对公司的承诺。因此，性别规范给日本妇女造成了巨大的双重负担。
尽管日本是世界上陪产假规定最宽松的国家之一，但在2021年，只有14%的日本男性休了陪产假，而瑞典的陪产假率高达90%。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日本男性花在无偿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也是最少的（每天41分钟）。
高度性别化的工作场所和不平等的家务劳动分工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错过晋升机会、从事收入较低的非正规工作和/或只考虑生育一个孩子。
对工作和生活的期望是不切实际。在工作场所，女性面临着歧视和骚扰，以及对性别行为和外表的限制性期望。据报导，森喜朗在一次日本奥会会议上发表的性别歧视言论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他于2021年辞去了东京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一职。报导援引森喜朗的话说，女性话太多，当“被允许参加”高层会议时，她们占用了太多时间。
失败的解决方案
日本政府之前为提高出生率和改善性别平等而采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引入女性领导层和执行委员会的配额、增加托儿所名额以及加强育儿假等方面。然而，这些措施要么没有达到目标，要么流于形式。事实上，据报导，最近的举措加剧了性别不平等，使一些妇女陷入贫困。
作为国家性别平等审查的一部分，新加坡最近也开始了类似的任务。新加坡政府收集了妇女和青年团体、私人组织、学术界、决策者和广大公众的意见和回馈。最终形成了一份政策意愿清单和报告，其结论将被落实到政策和教育中。
我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也适用于日本。它可以让人们在公开辩论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愿望——这与日本的文化倾向于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决策——而不是直接批评父权制秩序相吻合。
这样的审查需要从人权和经济的角度，审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社会中涉及性别角色社会化的方方面面，以及这些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证据表明，性别不平等正在导致日本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离婚人士和单身母亲的心理健康问题。
这次审查还将为年轻一代提供一个回馈的机会。研究表明，许多年轻的日本人开始对传统的性别角色感到失望。他们正在寻找新的生活方式，选择日本社会权力阶层以外的职业，他们还拒绝婚姻制度。
日本有机会重写其性别平等轨迹。这样做有望将迄今为止尚未被日本社会广泛接受或受到法律保护的其他性别和多样性表现形式纳入其中。同性婚姻在一些都道府县仍然违宪。这一层面的社会变革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对话需要从现在开始。
本文转载自The Conversation，香港01获授权编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点击阅读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