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袭廿周年|美国穆斯林的处境变化

撰文: 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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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移民后裔Sofia Jawed-Wessel戴着头巾踏入印第安纳大学校园,18岁的她第一次离开父母,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但九一一事件很快使她从兴奋堕入恐惧,在事发当天早上,她的政治学教授要求其离开教室,以便让其他学生“安全地哀悼”。此后有人对她叫喊、吐口水,甚至进行人身威胁,以至于学校不得不为她配备了两名保安。这便是美国穆斯林在九一一后普遍面临的困境。
如今事过20年,美国也终于结束了漫长的阿富汗战争,美国穆斯林的处境有何变化呢?

歧视、监视和伤害:始终存在的阴影

对于所有美国穆斯林来说,九一一是人生的巨大转折点。此前他们不受瞩目,2000年针对这一群体的仇恨犯罪不过28件,但其后一年迅速激增至481件。毫不掩饰反穆情绪的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成功后,也使得不断回落的仇穆犯罪数量一度反弹至每年300件以上。

此外,日常的歧视和排斥更是如影随形,路人警惕的眼神、被无端咒骂为恐怖分子、在机场上被单出来详细检测......大多穆斯林都能枚举出类似经历。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75%美国穆斯林认为社会中存在很多歧视。

茅利塔尼亚 (Mauritania)移民后裔Aissata Ba就回忆道,她小学六年级时有男生朝她大喊“安拉胡阿克巴”(阿拉伯语的“真主伟大”),并假装将书包当做炸弹丢向她;她初二和同学一起去华盛顿游学旅行时,被机场安保人员拎出来做炸弹物质检测;她高二在图书馆自习室时,收到别人传送的ISIS战士砍头图,其上附字“滚回你的国家”。这些都是穆斯林稀松平常的遭遇。

2016年纽约市穆斯林抗议仇恨犯罪。(路透社)

而比起普通民众的怀疑和恶意,更令人寒心的可能是政府的大规模监视。从小布什年代的“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系统”(NSEERS)聚焦对出入境的穆斯林采集指纹、问讯和追踪;到奥巴马和特朗普年代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计划,绝大多数资金用于暗中招募穆斯林聚居区的社区领袖、社工和公共卫生服务者等实行监视;再到纽约警局在2001至2014年的“人口学小组”(demographic unit),专对辖区内所有穆斯林社区进行盘查,还对250座清真寺和31个穆斯林学生组织进行渗透,包括培养线人进入清真寺录音收集信息,记录参加礼拜者的车牌号码,甚至实行钓鱼执法......这些无所不在的监视,让穆斯林感到自己的身份与宗教带来了永远的疑犯阴影。

纽约水管工萨马德(Ahsan Samad)就形容,纽约警察和FBI从2011年至2015年持续不断的骚扰让他备受折磨,有一次两名执法人员谎称他家有孩子报警而破门而入,对他进行盘查,当他坚持要律师在场才回答问题时,他被列入禁飞名单,并被恐吓其一举一动尽在监视之中,这让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宪法权利中心”的律师法拉赫(Omar Farah)解释道,“这是执法部门惯用的次司法机制(sub-judicial mechnism),以胁迫穆斯社区成员进行自我审视和告密。”

萨马德称,“这感觉就像你一直在被袭击,但无法求助公权力,因为它就是伤害你的一方。我知道我应该有公民应有的权利,但对于像我这样的美国穆斯林人,他们有另外一套规则。”

穆斯林联合大反击

如同黑人、女权主义者等所有曾被边缘化的团体一样,美国穆斯林也逐渐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争取政治权力,才能不沦为二等公民。在九一一之前,美国穆斯林很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由共同信仰约束的单一社区,而是一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集合体,来自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由于社会立场保守(例如反对同性恋、支持传统家庭),普遍投票支持共和党人。穆斯林黑人则因为民权运动与民主党关系更加亲密,他们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权运动家麦坎X(Malcolm X)和传奇拳王阿里(Muhammad Ali)视为英雄。

但在九一一之后,被歧视的集体记忆让美国穆斯林成为更团结的群体,并开始激烈转向至民主党。2008年当选的史上第二位穆斯林民主党众议员卡森(André Carson)就形容,“逆境将遥远的民族融合成一个必要的联盟”。尤其是特朗普2016年的当选普遍给了穆斯林当头一棒,他鼓吹“禁穆令”、许诺“监视清真寺”、传播“911发生当天上千名新泽西的穆斯林欢呼”的谣言,促使众多年轻穆斯林奋起投身政治事业。

特朗普的当选激发了穆斯林的参政意识,图为民主党众议院四人进步小组,:奥马尔(左二)和特莱布(左一)都是穆斯林。(美联社)

例如2018年民主党迎来了两名穆斯林众议员悍将:奥马尔(Ilhan Omar)和特莱布(Rashida Tlaib),两人都是进步派四人小组The Squad的成员,在今年以巴冲突时为巴勒斯坦奔走疾呼;再如2020年州级选举,28州共有创纪录的170名穆斯林参选,比2018年的57名显著增长,最后其中62人突出重围,还有五个州迎来了首名穆斯林州议员。这些政客绝大多数都在竞选时自述曾被反穆情绪伤害,可见压迫性坏境给这一群体的政治动力,他们参政后自然也致力於穆斯林的权益。

除了政治方面的积极活动,在由进步派主导的大众文化领域,穆斯林能见度也显著增加。各种典型代表包括Netflix从2018年推出的大获好评的脱口秀节目《哈桑·明哈吉: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 with Hasan Minhaj);讲述穆斯林移民后裔在美生活的连续喜剧《拉米的疯狂美国梦》(Ramy)去年刚获得金球奖;漫威宇宙更是即将要推出首部穆斯林女超级英雄电影《惊奇女士》(Ms. Mavel)。

以上例子都体现了穆斯林在美国政治舞台和大众传媒中的代表性不断增加,无疑能增进大众了解,且帮助穆斯林群体去污名化。

党派鸿沟渐深的不安

不过,除了上述“身份政治”维度的成就,从就业到信仰到日常生活,美国穆斯林群体依旧面临其所特有的压力。且即便是在政治领域,穆斯林议题也已经越发成为一个党派问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上月民调显示,七成共和党人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起来,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主党有同样的想法,足可以显示两党鸿沟之深。

值得担忧的是,共和党已很难与穆斯林修复关系了。这是因为反穆议题已经嵌入该党反移民、白人中心主义和宗教议程之中,这已然是共和党的核心政策,许多该党选民也对其信息茧房中无所不在的仇穆讯息深信不疑。

2016年,特朗普集会场地外的反穆口号。(Getty)

需注意的是,在尚且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小布什政府,共和党主流声音仍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种和平宗教,小布什在九一一不久后访问清真寺时也指出“恐怖主义并不是伊斯兰教的真正信仰”,其政府也并未减少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但一些极端分子不遗余力地宣传反穆议程,他们特别利用了奥巴马充满阿拉伯特色的中间名“侯塞因”,炮制出“奥巴马是穆斯林”、“奥巴马正在秘密使用伊斯兰教法”等一系列阴谋论。

这种反穆情绪迅速与共和党选民对奥巴马作为黑人总统的种族怨恨、对大量移民涌入导致白人比例下降的恐慌交织在一起,并在少数政客、媒体人和宗教领袖的鼓吹下,成为了共和党选民不断努力试图推翻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动力。这股动力也最终在2016年让共和党选出特朗普这样的边缘人物,使得反穆言论堂而皇之地进入白宫,成为共和党的主流叙事,导致尽管美国本土没有像欧洲那样频频经历穆斯林主导的恐袭,但共和党恐穆情绪依然甚嚣尘上,这也基本意味着共和党与穆斯林的彻底决裂。

而共和党越是排斥穆斯林,就越激发民主党穆斯林政客的反弹,双方的交锋就越发成为以党派分界的战争,反过来就又推升了共和党对穆斯林的敌意。这便导致美国穆斯林的境遇可能在此后随两党轮流执政而出现激烈变动,这一群体的未来仍非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