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安全区》│巴尔干残酷回忆：大屠杀留下的警世意义

自1995年7月11日开始，塞尔维亚族军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下称波黑）小镇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展开长达十天的灭绝杀戮，后世称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Srebrenica Massacre）。
下星期将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26周年悼念，适逢有关这次大屠杀的电影正在香港电影院线热烈上映，也许正是深刻了解这事件背后历史意义的最佳切入点。电影没有任何战争场面，却能动以冷峻镜头，刺破人性在现实世界面前的脆弱，个中冲击尤其发人深省。

电影名为《突袭安全区》（Quo Vadis, Aida?），由波黑女导演兹巴尼克（Jasmila Žbanic）执导。该片同时由奥地利、德国、法国、荷兰、挪威等欧洲八国联合监制及制片。

《突袭安全区》内容主要讲述前南斯拉夫内战（1991-2001）期间的波斯尼亚内战（Bosnian War, 1992-1995）期间，塞族军队违反联合国禁令进攻“安全区”斯雷布雷尼察。大批民众被迫逃难至近郊由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守的营地外，希望可以进入联合国管辖区避难。

《突袭安全区》电影预告片：

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担任翻译的波族女教师Aida，千方百计把营地外的丈夫和儿子带进营地，虽然他们都能成功进入联合国营地，但这不代表安全，塞族军队最终也拿着枪炮，趾高气扬地来到营地要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交涉。

表面上，塞族军队向联合国保证，将会妥善安排难民移送到安全地点，但原来他们另有计谋……由于故事是基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史实改编，所以最终的结局，未入场观看电影的观众料想亦猜到了八八九九。

然而，《突袭安全区》除了将大屠杀的矛头指向罪魁祸首塞族军队，还花了很大篇幅，刻划当年联合国协调应对塞族军队侵略攻势期间的无能和怯懦态度。

巴尔干残酷回忆

说回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发生时期的波斯尼亚战争。它是九十年代一系列南斯拉夫战争的其中一场重要战役。

基于当地多元民族复杂性，波黑所在的巴尔干半岛素有“民族火药库”之称。不过，在整个冷战时代，前南斯拉夫强人铁托（Josip Broz Tito）治下强调各巴尔干民族之间的相似性，政治上淡化宗教元素，使众多民族勉强能在铁托时期相互共处。

1980年5月，铁托逝世，前南斯拉夫国内各族人民瞬失精神领袖，民族及宗教矛盾开始浮现。直至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铁幕倒下，苏联解体，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南斯拉夫分裂为数个独立国家，随后一连串民族争斗亦一触即发。

《突袭安全区》故事背景处于的波斯尼亚内战，在1992年4月开始，直至1995年12月结束。是整场南斯拉夫战争的高峰时刻。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族和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三方展开武装互斗。战争估计共造成约20万人死亡。

在各国联合调停下，最后交战方签订《岱顿协定》（Dayton Agreement），决议国内分别成立以塞尔维亚族为主的“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及波斯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为主的“波黑联邦”（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之两个政治实体（Entities）。

在两个政治实体之上，还设有一个统领全国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是“三方主席团”，分别由来自三大族群的人轮任国家元首，每届政府任期为四年，主席团代表每八个月轮替一次，目的就是希望平衡三族利益。

至于国内东北部还有一个特别缓冲区“布尔奇科特区”（Brčko District），则由塞族共和国和波黑联邦共同管理。

惨痛回忆的载体

由于各国介入制定和平方案及军事分权，加上国际刑事法庭在战后陆续起诉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犯下战争罪行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包括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前塞族共和国总统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前塞族军事将领穆拉迪奇（Ratko Mladić）等。踏入二十一世纪后，波黑境内的民族冲突和权力分配争端大致宣告平息。

惟多重政治架构和臃肿官僚系统，加上因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类战争暴行而留下民族芥蒂依然存在，导致波黑现今的代议政制仍然留下很大的改革空间，议政质素有待提升。连带缓慢的社会改革，也让波黑加入北约及欧盟，跨进发达国家门槛的梦想，变得遥远无期。

波黑电影每年产量极少，能够像《突袭安全区》般得以卖埠海外，且广获国际影业同行认可，更是当中极少数。

世人能藉电影作品，窥探这段鲜为人知历史的先因后果，也许就是这场大屠杀充斥伤痛回忆之外的一点小小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