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冲突│流散异乡半世纪　海外巴人难撼动政治现实

以巴冲突持续，在过去的周末，世界各地皆出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活动。在英国伦敦街头，超过数千名示威者上街，游行到以色列大使馆示威，抗议以国军方血腥镇压其境内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同日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加拿太渥太华、多伦多、西班牙马德里、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亦出现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集会。
据估计，现今海外巴人总数六百多万人。虽则示威声势浩大，但恐怕在今天以巴强弱悬殊的政治现实下，这是海外巴人最大限度地所能做的事情。

各地示威者皆手持“解放巴勒斯坦”（Free Palestine）、“愿自由给予加沙”（Freedom for Gaza）等标语，要求所在国政府介入协助双方停火。“我们希望西班牙及其他欧洲国家终止与以色列合作。它们默不作声，那就是帮凶。”25岁的穆斯林示威者Ikhlass Abousousiane在马德里向《法新社》记者说道。

“民众已经累透了。人们只想看见公义。人们只乐见加拿大政府愿意帮助巴勒斯坦人争取公义。”巴勒斯坦裔女学生Shahed Helmy在渥太华跟当地记者说道。

※ 全球各地皆出现声援巴勒斯坦的群众示威

“我在告诉拜登及其内阁，停止支持屠杀行为。支持受害者，停止压迫。”73岁的巴裔纽约居民Mashhour Ahmad，手持“解放巴勒斯坦，终止侵略”标语，希望美国政府能在以巴僵局之中制止以色列对巴施展的侵袭行为。

可是，Mashhour的诉求似乎没被听见。美国暂时无意实质介入行动──尽管拜登昨天（17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ibi Netanyahu）时表示支持以巴停火，但白宫重申对以色列合理自卫的权利，美国并且仍然坚持第三度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联合声明。

虽然美加英欧等地示威行动，大多是由当地海外巴勒斯坦民间组织所筹划。不过，始终海外巴人组织缺乏强大财政基础和人脉网络，所以无论号召力和影响力，都不足以挑战大国的政策制定者的外交原则，更遑论影响其决策。

因此，尽管海外支持巴勒斯坦之示威不断，但真正能让巴勒斯坦人在现实政治场域中发声的机会，渺小得很。

巴人逃散半世纪

早在19世纪鄂图曼帝国统治亚欧一带时期，巴勒斯坦已出现迁移潮，但当时只限于当地的基督徒社群。

二战结束后，以色列在1948年的5月15日独立建国。这天亦是日后海内外巴勒斯坦人纪念“被犹太人赶出家园”的“灾难日”（Nakba Day）。第一次以阿战争随即爆发，原先生活在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境内逾七十万居民自此逃亡至世界各地。

1967年爆发六日战争，参战阿拉伯国家一举被击溃，在以色列的戾气下，更多数以十万计聚居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逃难离开家园。

二十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及邻近黎凡特地区战火不断，加上出于宗教冲突、教育及工作机会不均等等因素，几十年来至今一直有巴勒斯坦人逃离以色列实际统治地区，一是迁入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邻近阿拉伯国家，有能力的个人及家庭则选择迁移到欧洲及美洲一带，形成现今颇为庞大的海外巴勒斯坦人群体。据估计，现今海外巴人总数介乎六百多万人，当中约一半，即三百多万人居住在约旦。

约旦王后拉尼娅（Queen Rania of Jordan）的父母正是巴勒斯坦人，其为医生的父亲因以巴冲突移民到科威特，但1991年科威特在海湾战争中遭伊拉克占领，由于巴人当时支持伊拉克一方，科威特政府下令驱逐境内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拉尼娅举家因此移居约旦，跟众多巴勒斯坦人一样避难、定居至今。

【点击图辑】约旦王后拉尼娅是巴勒斯坦难民之女，嫁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28岁时便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王后：

当然，像拉尼娅般能成为社会阶梯最顶端的，只是少之有少的传奇人物，如今在约旦乃以难民身份活着的巴人多达二百万，住在难民营的多达37万。

※ 由于邻近西岸地区，因此同为阿拉伯国家的约旦收容了大量巴裔移民

多年以来，海外巴人要求巴勒斯坦立国，或希望尽快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呼声诉求没曾停止，但海外巴人组织的影响力始终没法将以巴问题中的巴勒斯坦权益，诉诸主流政客议程之中。

始终，巴勒斯坦在国际上不是一个真正被承认独立的国家，流散巴人只能以无国籍难民的身份寄居异国，只求一日三餐温饱及获给予容身之所。譬如收容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约旦为例。在上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东战争期间逃亡的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在今天不少已完全归化成为约旦公民，但其余很大部分仍未获得公民身份。

要理解到，近数十年来不断有巴勒斯坦难民逃亡到约旦，约旦亦难以妥善处理如此大规模的外来迁移人口。因此，约旦河西岸及各大城市市郊都设有大大小小巴人难民营。其中最大规模的则为创设于1968年、位处首都安曼（Amman）北郊的巴卡阿难民营（Baqa'a refugee camp），那里共收容了约10万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在这个营的巴裔难民可获准许到安曼从事清洁、维修等劳动性工作，生活清贫。

约旦这个阿拉伯邻国已是相对对巴勒斯坦难民归化较为宽容的收容国（虽然七十年代约旦和巴解组织冲突使其关系恶化，一度令外界担忧约旦巴裔难民身份危机）。加上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作为专责机构亦有在安曼设总部，协助巴勒斯坦难民。但一天以巴冲突未息，难民问题只会无日无之。

而得以移居至海外其他收容国的巴勒斯坦人，外来难民身份亦往往让他们成为主流社会以外的边缘弱势社群。

缺乏直通权力核心的游说网络

基于此现实，海外巴人能够在异乡得以攀越社会阶层的少之有少，遑论在政经场域上取得话语权，为家乡处境建构一条直通权力中枢的游说网络，在以巴问题上为巴勒斯坦站台。

反之，众所周知，半世纪以来以色列之所以在芸芸阿拉伯国家环伺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独霸一方，迅速发展经济，并在科创、金融等领域取得惊人成就，一举成为全球最先进国家之一，当中很大程度受惠于来自美国的资本、军备、技术和人才协助，而这些支援都是关系到在政坛、商界拥有巨大影响力，且构建起强大游说网络的美国犹太侨民社群。

相对来说，海外巴人或阿拉伯社群在任何国家都完全没有或没意图动用这些游说力量（阿拉伯阵营强如手执石油筹码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偏偏碍于外交利益和战略考虑，为巴勒斯坦发声的“力量”减半）。

因此，无奈地基于这种政治现实，国际社会在处理以巴问题上，往往受制于个别国家来自其国内亲以色列势力的政治压力，出现偏袒情况。巴勒斯坦人，就因此成为国际外交游戏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