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千年首访伊拉克 传递多少政教密码

撰文: 刘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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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飞抵伊拉克首都巴格达(Baghdad),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由于伊拉克疫情防控未稳,又甫于3月3日发生火箭弹袭击美军基地的事故,局势动荡不言可喻,出访由此蒙上“最高风险”的阴影。

然就宗教层面而言,此次出行意义重大。这不仅为教宗疫后的初次外访,亦是基督教创发千年以来,首度有教宗踏足伊拉克国土。继3月5日于巴格达主持弥撒后,方济各持续走访纳杰夫(Najaf)、埃尔比勒(Erbil)、摩苏尔(Mosul)及巴赫迪达(Bakhdida)各城,既与伊拉克什叶派最高领袖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会面,亦探访受极端组织ISIS摧残的加拉古什(Qaraqosh)基督社区,显然意在宗教交流外,提振当地教徒士气。

2021年3月6日,教宗方济各(右)于在伊拉克纳杰夫会见伊拉克什叶派领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西斯塔尼在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深受尊敬。(AP)

自历史角度观之,基督教虽于中东创发,但伴随传教途径流转、政体覆亡,其宗教重心已转至欧陆罗马,耶路撒冷则成了“失落圣城”,基督社群亦在历史递进中逐步消融。放眼当今中东,除伊朗、黎凡特地区(the Levant,约为今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以色列),以及北非埃及尚有一定基督人口外,各国的基督社群皆不甚活跃,伊拉克亦然。

然回顾欧洲的基督版图,经历政教分离的民族国家崛起、教派分裂、世俗化力道洗礼,其信仰基础已不如过往牢固,当今罗马教廷所面临的困境,亦有几抹教徒流失的幻影在其中,恰似中东基督社群的艰难。何以凝聚全球信仰版图、强化罗马的特殊宗教地位,渐成历任教宗的肩头重担。

上述脉络交织互融下,方济各择定伊拉克做为疫后首访地,自是意义重大。

2021年3月6日,妇女们在巴格达圣约瑟夫迦勒底大教堂外等待,她们身后的巨型海报上描绘的教宗方济各正在主持弥撒。(AP)

基督世界里的伊拉克

首先,伊拉克作为基督经典的文本背景,重要性仅次于以色列。根据记载,先知亚伯拉罕(Abraham)来自伊拉克南部的纳西里耶(Nasiriya),利百加(Rebecca)、但以理(Daniel)、以西结(Ezekiel)等人亦在伊拉克出生、成长、活跃;在众多伊甸园候选地中,伊拉克南部的风土地貌亦被认为是文本的参考源之一。

此外,伊拉克虽有古老的基督社群,但时至今日已是羸弱不振。就当地教徒人口结构观之,自公元1世纪起便基督化的亚述人堪为多数,然诸多亚述人已在几波伊斯兰化力道下,丧失原初信仰,如今伊拉克最大教派乃是17世纪后传入的迦勒底天主教会(Chaldean Catholic Church),加上叙利亚东正教等少数教派,基督徒整体约在50万左右,占伊拉克总人口1%。

回顾过往,伊拉克基督徒在1950年代约占人口的10%;根据198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基督徒人数纵有所下降,却仍占1,630万人口中的8%;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全伊拉克约有150万的基督徒。美军入侵后,大量基督徒沦为难民与“西方代罪羔羊”,在暴力与死亡阴影下丧命、外逃;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后,众多基督徒被强制剥夺财产、逐出家园,离乱的命运再次降临。

2021年3月6日,在伊拉克纳西里耶西南20公里处的苏美尔城邦乌尔的考古地区,教宗方济各与宗教领袖们站在一起。(AP)

经历上述冲击,伊拉克基督徒大多涌入叙利亚、约旦、伊朗等地,或是就近逃至库尔德斯坦,寻求庇护,罗马教廷也因此在2005年后屡屡捐款库尔德斯坦,共构了主权国家体系外的特殊互动关系。

由伊拉克本土立场观之,方济各此次到访,既有经典上的朝圣意义,亦有拜访库尔德斯坦首长、联络政治感情之用,地点的挑选也颇具深意:巴格达为伊拉克政治首都、纳杰夫为什叶派圣城之一、摩苏尔曾受“伊斯兰国”肆虐、埃尔比勒则为大量基督家庭涌入避居的城市。方济各有意鼓舞伊拉克教徒,亦对伊斯兰、库尔德等非基督势力释出善意,显然欲避免“十字军再临”的标签,并倡导战火后的和谐共生。

使徒之旅的地缘考量

而由梵蒂冈自身视角观之,教宗出访尚有基督世界的地缘考虑在其中。

1995年9月16日,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左)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迎接罗马天主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访问。(Reuters)

在世俗化浪潮淘洗下,欧洲的基督信仰亦出现了精神危机,教宗们终由教廷踏入大众媒体,盼能借此再唤信仰的黄金年代,从而维系罗马教廷的影响力,出访由此成了教宗要务之一。自教宗保罗六世(Pope Paul VI)起,外于意大利的“使徒之旅”(Viaggio Apostolico)渐成新传统。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为例,其在位26年间共出访104次,走踏127国,此般惊人数据纵有冷战背景催化,却始终奠基在教廷自身的生存需求上。

继若望・保禄二世后,教宗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虽只在位7年,亦出访多达24国。综观其行旅足迹,有16国集中于欧洲与中东,前者多为中南欧国家,除却教宗故乡德国外,法国等传统天主教国家占比不高;中东则分别由土耳其、黎凡特诸国(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雀屏中选,本笃十六世与团队大抵选择具三教交汇意义、基督人口稳定的中东国家,既实践朝圣任务,亦于出访期间同犹太教、东正教领袖展开对话。

教宗方济各于2014年2月12日前往古巴登机时,收到墨西哥记者送的传统阔边帽作礼物。(AP)

于本笃十六世而言,聚焦于中南欧与中东的行程规划,折射了对“天主教身分”受西方世俗主义与东方政治伊斯兰共蚀的焦虑;然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继任后,“使徒之旅”目标再次转向:中西南欧比重降得更低,中东、巴尔干半岛、高加索、美国、古巴、东南亚、非洲反成出访新重点。如此转变,突显方济各的新天主教全球身分思维:当中心几乎崩塌,边缘即为新中心。

自2013年起,教宗已出访49国。在传统中西南欧区中,仅有法国、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瑞士各一次,其余行程多分散于巴尔干与五大洲,中东出访地更由传统的黎凡特诸国与土耳其,扩张至埃及、阿联酋、摩洛哥与此次的伊拉克,比起历任教宗走的更广更远。

眼下疫情未灭,但方济各已重启出访行程,面对中东与全球共有的基督社群流失危机,教宗的挑战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