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示威│印度网络封锁　忌惮农民走“国际战线”？

印度近月爆发大批农民示威抗议农业改革法案，莫迪政府饱受压力，当地警方经调查后，于2月13日拘捕22岁社运人士拉维（Disha Ravi），指控她是制作及散播懒人包的“主要阴谋者”，以图制造假消息及散播对政府不满。
印度当局大动作打压“懒人包”背后，反映的可能是担心事件进一步冲出国际，引起3,000万名海外印度人群起关注和施压，恐处于备受“内外夹攻”的尴尬局面。

早前，歌手Rihanna、环保少女通贝里、退役AV影星Mia Khalifa等海外名人在Twitter发帖文支持印度农民示威，引起国际社会对印度自2020年9月强硬通过农业自由化的“农改三法”后局势的关注。

相关法案包括农产品贸易法案、农民保护协定，以及民生必需品（ECA）修订法案，允许私营企业在收购农产品时自由定价、开放让农民与企业可在农产交易委员会（APMC）以外的地方自由买卖，同时取消农作物最低保障价格，引发农民不满。政府其后提出修改法案及暂缓18个月生效，农民则坚持要把新法彻底废除。

其中，通贝里更在帖文中附上懒人包，教人如何有效示威抗议的基本运作，以及如何推而广之。这些海外名人公开支持农民示威，对著紧国家在社交媒体形象的莫迪政府构成不少压力。

拉维被捕后，不少国内外印度知名人士纷纷要求当局释放拉维，逾50名学者、社交人士、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拘捕拉维的行动。德里首席部长克里瓦尔（Arvind Kejriwal）亦在Twitter发文，指事件是对民主前所未有的攻击，并重申“支持国内农民不是罪行”。

事件触发当地群众大规模抗议。2月15日，印度班加罗尔（Bengaluru）有群众集会，要求警方立即释放拉维。据当地官员最新表示，会把她拘留5天并拟控告其煽动叛乱罪。

另一方面，政府矛头指责这些海外名人在网上的言论“既不准确亦不负责任”，虽然印度国内也普遍认为通贝里等人对印度所知不多，但仍认为当局反应过激。

印媒则指，有外交部官员透露当局的决定有二，一是懒人包证明这是有组织的行为，背后有人想要利用社交媒体施加影响，而非个人的自发行为或情绪反应。二是懒人包呼吁对各国印度大使馆抗议，当局认为这是不可接受。

还有一个原因是，懒人包呼吁抵制印度软实力如瑜珈和印度茶。自2014年，莫迪政府便投放巨大资源想要在全球推广瑜珈，而印度茶叶贸易对该国东北部省份尤为重要。当局认为懒人包是就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层面向印度进行全方位的打击。

封网更甚　4G变2G

今年1月下旬，来自印度北方邦、旁遮普邦以及哈里亚纳邦的一批农民开着拖拉机，在首都德里附近集结，展开了新一场声势浩大的拖拉机示威。大批农民冲到当地具有政治标志性的建筑红堡，农民团体将旗帜插在红堡广场前的旗杆上，并与警察爆发冲突，引发一名农民死亡及数百人受伤，当中包括警察。

这次印度近年少有的致命暴力抗议，迫使当局迅速回应。德里警方关闭了市内的互联网服务，影响了超过5200万手机用户。

近年，印度对互联网限制不遗余力，单在2019年当局便实施了106次封网，大多针对抗议活动。其中在克什米尔，相关的限制更加严格。封网成为当地用以镇压异见人士，断绝克什米尔人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不过，由于印度最高法院裁定“无限期关闭互联网”属非法，故印度政府将区内的网络由4G降级至2G，大大限制手机可以加载的内容。

印度近期亦不时封锁新闻网站、维权人士和农民工会在内数百个Twitter帐户。互联网自由基金会（Internet Freedom Foundation）执行董事Apar Gupta表示：“对于媒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发展。”正是印度政府的资讯封锁与镇压政策，才会引来多位国际名人同步发声，力挺被镇压的抗争农民。

在是次农民示威中，印度互联网舆论也分开正反两派。莫迪政府长年扶植的BJP网军不断散播仇农、锡克农民不爱国的假新闻，而农民支持者则指控“#莫迪对农民种族灭绝”。惟支持者的言论遭印度政府逮到把柄，认为违反互联网法有煽动社会动乱的犯罪情况。

作为世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封网造成沉重代价。莫迪政府一直有意推动国家数码化，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封网每年为国家造成28亿美元（20亿英镑）的损失，相当于去年全球封锁互联网成本的七成，当局的做法或许得不偿失。

实忌惮“国际线”？

印度政府严打“懒人包”，除了感到备受压力外，或许是担心事件会进一步引发3,000万海外印度人的关注，令农民有机会和具国际网络的印度人连成一线，恐为经已备受压力的莫迪政府带来新一轮的麻烦和威胁。

的确，不少海外印度人近期开始关注事件，原因是事件经已影响到他们在印度的家人和朋友。事实上，印度有四成人口从事农业工作，印度也是世界最大的食物供应国之一，故不少海外印度人本身也是农民或“农”的传人，甚至他们不少家人和朋友也有参与是次示威活动。

28岁的Manu Khajuria由印度移居英国，出身农民家庭的他批评印度几十年来没有进行任何改革。他认为：“旁遮普邦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的祖国。这是我们的麦加圣地和母亲。正是有这位母亲，我才有今天。”他强调不论是印度的锡克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还是印度教徒都会十分关心农民示威，因这很大程度上是对印度的威胁。

类似的情况在加拿大等海外印度人社会也有回响，因为许多移居海外的印度人都不会忘记自己农民的身份，也会确保子女不会忘记自己的根。这多少解释海外印度人为何会对农民抗议十分关注，对他们而言这也是一场关于他们的抗争。

诚然，莫迪政府认为，印度的农业政策有太多官僚的束缚，现行机制缺乏透明与效率，对农民或消费者更是弊大于利。农民则认为虽然当局强调自由化改革，可是新制在消灭了中间机制的同时，却没有提供基层农民足够的保障与过渡机制。鉴于印度农业根深蒂固的资本不足与债务问题，不少农民担心缺乏集体谈判机制的保障，根本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只会在负债惨痛的水深火热中任人宰割。

摆在莫迪政府面前的是，与其花时间拘捕社运人士和封网，担心农民国际线，倒不如将重点放在如何释除农民对新法的忧虑，令此一推动农业商业化的法案真正令农业部门受益，长远推动国家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