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分割的以巴 两极分化的疫苗分配

撰文: 蔺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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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以色列依靠发达、高效的公共医疗体系,迅速为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轻松领先世界诸国。
到三月底前,预计以色列从三大疫苗厂商到手总量已超过实际国民的需求量——但在约旦河至地中海之间的这片土地上,仍将有超过450万人口被排除在这个完美的疫苗计划之外。以巴两地的人民交流本就密不可分,疫苗分配严重倾斜,受害的有谁?

这些接种遥遥无期的人口便是生活在加沙地区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截然相反,现金短缺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才刚刚收到了仅有5000剂的第一批疫苗,开始为民众接种。

以色列卫生部长:“不会转赠邻居”

对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纠纷,一种简单的认知是两个毗邻的国家由于历史上和宗教上的原因,存在领土上的争议。但这种认知却难以解释疫苗接种的责任方上的争议。

以色列卫生部长埃德尔斯坦(Yuli Edelstein)上周末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不认为这个国家里有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观点为何——能够想像我出于好意拿走以色列民众的疫苗,转送给我们的邻居。”

1993年《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签署后,领土的一部分——包括加沙地区(Gaza Strip)和约旦河西岸(West Bank)的大部分地区被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统治,为自治政府性质。名义上巴勒斯坦是138个联合国成员国认可的法律上的主权国家,但实际上以色列仍对这些地区掌握着相当大的控制权——两地的边境、货币、中央银行都由以方控制,税收甚至都由以色列代替巴勒斯坦收取。

作为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者,以色列有遵守在战争时期为平民提供保护的国际人道条约——《日内瓦第四公约》(Fourth Geneva Convention)的义务,负有维护当地公共卫生、保障医疗物品供应的责任。当然,以色列方面则并不承认自己受这一公约的约束,更援引《奥斯陆协议》中的第十七条款,指民众的疫苗接种责任将由巴勒斯坦负责。

被占领的巴人社区 公共卫生责任谁负? 

但在大流行下,这些法律条文及官方话语在社会上如何现实呢?

在东耶路撒冷,一个由以色列占领、巴人聚居的社区Kafr 'Aqab,两位小贩在一档肉铺并肩工作。当中一位是有着以色列居民身份、东耶路撒冷永久性居民的Anan abu Aishe,另一位则是持有巴勒斯坦身份、但不是当地居民的Mahmoud Oudeh。凭借着永久居民身份,Anan abu Aishe将可以接种以色列的疫苗,但每天一起工作的Mahmoud Oudeh则不行。

Kafr 'Aqab为以色列法定的六个行政区之一——耶路撒冷区内的领地,但在国际法律中被视为非法占领的地盘。如东耶路撒冷的许多其他巴人聚居地一样,Mahmoud Oudeh虽在这里生活多年,但以色列法律上被视为移民。

在东耶路撒,只有那些有当地永久居民身份的巴人——即向以色列政府交税、有权享用以色列医疗保险的巴人可以接种疫苗。不仅如此,以色列政府更额外“施惠于”巴勒斯坦辖区内医院的医务人员,但却不为院内病人接种。如此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情况:巴勒斯坦“移民”和巴裔定居者,在截然不同的社会待遇之下混居。

约旦河西岸地区(West Bank)势力分布图。黄色地区为巴勒斯坦政府拥有民事权力的辖区,而棕色代表以色列人定居地。(联合国)

尴尬的处境并不止在耶路撒冷发生。即便是在《奥斯陆协议》下以色列的合法国土之上,依然有大量的巴人工作和生活。根据非牟利组织劳工权益组织Kav LaOved的数据,目前有约7万巴人在以色列工作,且主要集中在建筑领域,另有3万巴人在以方占据得来的“犹太人定居点”工作。以人巴人大量混居的情况,显然会使以色列“成功的”疫苗计划大打折扣。

残缺的医疗体系

那么那些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工作、生活的“纯巴勒斯坦人”呢?

来自美国中央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卫生管理和信息部门的学者Yara M. Asi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尽管巴勒斯坦的公共卫生系统在1990年代中随着《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发展了起来,但却从未独立自主的运转。”

她在文中忆述,自己生活在西岸地区的舅舅十多年前被诊断为格林─巴利症候群(一种罕见的免疫性疾病),但巴勒斯坦的医院无法提供妥当的医疗服务,只能等上数月、申请许可前往以色列就医,最终才得以康复。

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患者、患者陪同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出入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2019 年,患者申请离开加沙地带的通行证的批准率达 65%。两地之间的通行障碍亦限制了医疗服务往来,90%的救护车需要在关卡处将患者转移到以色列的救护车上。

从整体来看,致使巴勒斯坦医疗体系“残疾”的不仅仅是通行障碍和对以色列医疗的依赖。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00-2017年期间以色列的占领给巴勒斯坦造成了累积约194亿美元财政代价,相当于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4%。报告总结称,“这些条件导致巴勒斯坦经济日益疲弱和脆弱,其特点是公共服务不足和恶化。 ”

多年来未能充分建立起来的医疗体系、对加沙地区的出入限制,阻碍了疫苗运输,巴方亦缺乏储存疫苗所需的冷藏设备。再加上本就拘谨的财政因疫情再度恶化,巴勒斯坦民众何时能接种疫苗、多少民众可获接种都不明朗。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网报道,巴勒斯坦卫生部正在向四家疫苗厂商购买能覆盖西岸70%人口的疫苗,并将从WHO发起的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中获取另外20%,但并不确定何时能到货。而巴勒斯坦人的邻居——以色列民众则可能在三月底前实现全部接种。

巴勒斯坦方面虽放话称,自治政府试图确保疫苗供应并不代表着以方对此没有责任,但碍于双方关系正处于低谷,政府并未正式向以色列寻求帮助。

到底谁来为巴勒斯坦人解决疫苗问题?争议双方各执一词,国际法专家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也不尽相同。以色列拿来当辩护武器的《奥斯陆协议》,本来也只是双方协商议程的一个里程碑,而非终点,只不过1993年后直至今天,和解迟迟未能实践。

以巴疫苗分配上的两极分化,说到底不过是两个世仇在似乎无解的争端之下,占领和被占领双方不平等恶果的一个缩影。只是,在这场不分国界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中,承担恶果的不仅仅是处于两极之末的巴勒斯坦民众,还有与其毗邻而居的以色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