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大国新战线——生物医药产业
新冠疫情发展至今，国际的谈判桌已悄悄由世卫（WHO）转移至世贸（WTO）。去年12月中，WTO于德国柏林召开会议，各国贸易代表讨论是否废除新冠疫苗及相关药物的知识产权规限。不过，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反对之下，专利权废存仍未有定案，不少发展中国家仍在为抢购疫苗而苦恼。疫苗及药品专利权问题更预视，生物科技必然是2021年以降国际政治棋盘里一枚重要棋子。
印度与南非于去年10月发起倡议，要求在现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框架下，废除部份有关新冠肺炎治疗法及疫苗的知识产权规限，以便其他国家可生产仿制药及疫苗，助发展中国家取得这些抗疫资源。这项于1995年WTO成立时已生效的知识产权协议，主要内容规定“新发明产品”及其制造过程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生物科技和药物知识产权都纳入受保护范围。
简单而言，药厂在研发药品后拥有二十年生产专利权。在专利权届满后，其他药厂便可按照原厂药（或专利药，patent drug）申请专利时公开的资料，生产相同配方的药品，做到“化学、生物、疗效相等”的低成本仿制药（generic drug）。不过，在美国、欧盟、英国、瑞士、日本及加拿大等反对之下，专利废除协议一直无法通过。
一向以来，专利药品一般都由发达国家研发及生产，而仿制药的制造多位于发展中国家。2018年内地电影《我不是药神》一度掀起大众热话，其故事背景来自内地药业真实情况：中国白血病人负担不起天价瑞士原厂抗癌药“格列卫”（Glivec或Gleevec），因而从印度走私平价仿制药，却遭当局处处打击。这故事亦道出鲜为人知的真相：印度的仿制药产业一直以来救活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病人。
西方mRNA技术破天荒 中国仍徘徊“仿制阶段”
中国的仿制药发展比欧美国家起步较晚，主要在本世纪这二十年间。这段时期，中国正由计划经济过渡至巿场经济的初步阶段，外资、民营或混合的医药企业开始在巿场冒起，改变了内地由国企垄断医药业的局面。在这次疫苗战中“先拔头筹”的科兴生物（Sinovac Biotech）就是创立于北京的新兴药企，于1999年成立以来已研发出甲型肝炎、H5N1、H1N1等多款上巿疫苗产品，而这次新冠疫苗“克尔来福”（CoronaVac）所采用的都是传统的灭活技术，技术含量不高，却稳打稳扎。
当然，西方的生物科研及制药业遥遥领跑在前，正如这次跟德国BioNTech同样一鸣惊人的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Moderna），其新冠疫苗所采用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技术，正是研发数十年的崭新成果，该疫苗研发背后更有美国国家卫生院（NIH）斥资25亿美元公帑支持。同样是以mRNA技术开发疫苗的辉瑞（Pfizer），获得德国政府资助4.55亿美元。
上述两款疫苗动用到大量国家公帑开发，也是科学家们多年研究的心血，两家厂商均计划从中获利。药厂不一定愿意放弃专利权，疫苗产品在自由巿场也是跟随“价高者得”的资源分配原则，在物资短缺时，就是付得起钱而先到者得。
根据英国组织Global Justice Now统计，辉瑞与莫德纳分别把82%和78%的疫苗库存卖给富国。上述反对撤销专利权的国家，正正是“稳袋”大批疫苗的国家，甚至开始有囤积迹象。加拿大购得的疫苗存量，估计足够为全国民众接种五次。然而，富国将来剩余的疫苗如何处理、会否分配给发展中国家，却未有讨论。
对于不少发展中及落后国家，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现在只能干着急。巴基斯坦目前正与第一家疫苗生产商洽谈，该国卫生部核心谈判人员苏尔坦博士（Dr. Faisal Sultan）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他们仍未确保能购得疫苗，因为在疫苗效用成疑时，他们不能盲目押注。他认为，只有少数国家才可“奢侈”地采购疫苗。在津巴布韦爱滋病预防机构工作的Lois Chingandu则表示，国家什么时候能获得疫苗，目前仍未明朗，他们只能坐着等，盼望在“有生之年”得到疫苗。上世纪九十年代，她每天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看着数以千计的人死于爱滋病，当时已有药物可以延长生命，却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
欧美等发达国家强调，维持生物技术及药物专利才能使科学家有动力参与研发，以对抗各种疾病。如今，西方坚拒开放新冠疫苗及药物专利，造成穷国买不起药的情况，看来跟上世纪末的爱滋病疫情没太大差别。不过，2020年这场大流行也许是全球生物制药业的分水岭，西方以突破性的mRNA技术应战，中俄印等则研发自家疫苗，并动用强大的生产能力，为较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供应疫苗。廿一世纪，全球化加速了流行病传播，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生物科研及制药业已成为本世纪的大国“竞技场”。
重点投资生物医药业 确立专业技术与声誉
近年，中国有不少仿制药厂渐渐由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化学仿制药（如阿士匹灵），转投生产成本较高、较复杂的生物仿制药（如疫苗、重组蛋白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城巿高压生活、饮食习惯改变等因素使癌症等病例增加，加上人口高龄化，14亿人口对于高质量及平价的医药需求大幅增加，发展生物医药业因而显得更加重要。不但仿制药需要壮大发展，创新研发及生物技术更要全速推进，加上近年不少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海归”回流，也为业界带来人才。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去年4月的报告指出，生物科技于廿一世纪有力为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及社会带来重大转变。长久以来，美国在生物科技的众多范畴都是世界领导者，但中国急起直追，并在这方面成为一个重要竞争者，逐步收窄两国的差距。
1999至2003年，全球近半生物技术专利申请都来自美国，期间，韩国及新加坡等国虽然都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但规模难与中国相比。在中国政府全力推动之下，由中央、地方各省市政府层面投资于生命科学研究的资金高达1,000亿美元。在2015至2017年间，相关领域的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额高达450亿美元。中国的制药公司的年度研究及开发（R&D）金额由2014年的390亿元人民币，跃升至2017年的530亿元人民币。
报告指出，虽然投资额相对西方标准仍然偏低，但预期中国的生物科技发展会持续、快速成长，成为全球一大竞争者，并渐渐由跟着西方创新，迈向自家创新。这次新冠疫情，中国“拼劲全开”地研发新冠疫苗，也促使各界向生物医药界投放大量资源。
（节录）
上文节录自第246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4日）《“后新冠”地缘政治新战线 大国押注生物医药发展》。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