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设下“债务陷阱”是西方列强最应羞赧的黑历史

近年来部分舆论乃至国家政府总不时炒作“中国给发展中国家制造债务陷阱”的话题，如今年10月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出访斯里兰卡时渲染该说法，并形容中国投资是“掠夺者”。
不过资史以鉴今，爬梳过往，在制造“债务陷阱”一事上，终归还是欧美各国最轻车熟路。

被高筑债台所困的最典型国家，非埃及与阿根廷莫属。当19世纪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 al-Mas'ud ibn Agha，1769─1849年）统治埃及时，原本打算将埃及打造为一个向西方看齐的工业化军事强权，没料到其垄断式的经济发展政策与军事扩张触犯英国利益。

英国下议院议员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年）于1837年被派往埃及考察后，便向首相帕默斯顿子爵（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1865年）呼吁道“埃及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或者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一个因其统治者无事生非而使欧洲列强总是感到担心的国家，是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下去的。但如果她能和平地发展自己的农业，还是会对大家都有利的”。

显然，一个雄心勃勃的君王加上企图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壮志，在大英帝国的资本罗网下压根不会被容许。

因此当1839年英、奥、普、俄四国联军挫败穆罕默德・阿里进军伊斯坦布尔的征伐后，英国便强迫埃及开放市场，让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商，得以自由于埃及购置土地、建造工厂与操持商业，将埃及好不容易擦出的工业化火花掐熄。接着列强再利用埃及继位者的奢华与无能，让埃及欠下愈来愈多的债务。

结果是埃及的出口值虽逐年攀升，但总体财政与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每况愈下，最后导致国家的破产。

清朝末年对外借款时，往往被列强以扣除手续费、汇差等借口苛扣，最后实拿到不多，但还债时仍得还足账面金额，埃及亦没能躲过这种悲惨的情况。1873年，埃及赫迪夫伊斯梅尔（Isma'il Pasha，1830─1895年）向英国借贷3,200万英镑，岂料在扣除各种杂项费用后，到手的竟只有900万英镑！这样不平等的金融险境，纵使伊斯梅尔再有壮大埃及的伟略，也难敌西方列强的军事与经济剥削。最后在1875年320万埃镑债务即将到期的大限届临前，囊空如洗又无法再借款的伊斯梅尔，只能将手上的苏伊士运河股份悉数出售，而英国则趁机以397万埃镑的低价全行收购，就此彻底控制这条埃及人民筑就的血泪运河，也连带控制了埃及的命运。

1876年，埃及外债就高达了6,849万英镑，光是利息就占了国家收入一半以上，伊斯梅尔根本无力偿还，只能宣吿破产。英、法等债权国乘机以重整财政的名义介入埃及内政，各自派员担任埃及的收入与支出总监，实质上就是负责压榨埃及的生产力以偿列强巨债。1877年，英法两国决议将埃及六成岁入都挪去还债，但实情是当年度埃及的年收入为954.3万英镑，结果竟有747.3万都遭列强截去，占比78.3％以上！

而待伊斯梅尔遭罢黜、其子陶菲克（Mohamed Tewfik Pasha，1852─1892年）于1879年继位后，更在英国压力下通过《破产法》，正式允许近四分之三的税收都优先用于清偿外债，且英国官员可支领更高额的薪资。

这种粗暴的掠夺，终使埃及人民于1882年爆发抗英起义，结果英军以炮轰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作为回应，正式出兵征服埃及。尽管英国声称“只要建立起维护赫迪夫（统治长官，等同于欧洲的总督）统治的适当组织”后便会撤兵，但最终却待了70余年，直到1956年才彻底离去。而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殖民岁月里，英国在埃及榨取了数不尽的军事与经贸利益，也埋下埃及产业结构不均衡与人民贫困的根由。

至于阿根廷，更是个受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危害甚深的国家，其在一战之前凭借丰沛的农牧资源，一度在经济总量上跃入全球前十名的行列中，被认为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畸形的产业结构、不稳定的政治加上英美的渗透，令阿根廷终究也沦为资本强权的附庸。

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领事伍德拜恩（Woodbine Parish，1796─1882年）曾于1852年赞许英国工业实力对拉丁美洲的宰制：“正是英国工业机器的每一次改进，使得制成品的价格下降……有助于给这些遥远国度的贫困阶级提供生活舒适用品，并把他们的市场永远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中”。

尽管日后美国的影响力取代了英国，但伍德拜恩的愿景并未改变，包含阿根廷在内的拉丁美洲都成了发达国家的倾销市场，且美国为了保障这利益，不时暗中扑灭当地的左翼怒火，扶持保守又反共的军政府上台，结果令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回报率起码高居33％以上，造成阿根廷必须年年借贷以应付资本流出的严重问题。

然而，借来的款项又流向以美国为首的外国资本家之手，因为渠等已掌控了阿根廷境内的各种产业，导致阿根廷陷入借款愈多、发展愈滞后的恶性循环。1978年，美国官员巴尔德斯（Abelardo L. Valdez）也坦承“拉丁美洲通过国际银行和美国银行新贷到的每一美元钱中，拉丁美洲净得的只有7美分”。

1985年与1989年，美国先后提出“贝克计划”（Baker's Plan）、“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和“华盛顿共识”，倡议以降低国家干预、通货紧缩等手段，以吸引拉美国家重组债务。阿根廷遂朝着美国制定的方向，大力推动经济自由化，结果致使货物与服务进口于1994年激增，占比超过GDP总量的11％以上，而1990年不过才5％；至于出口则从1989年的占比13％跌至1994年的8％，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则高达99.74亿美元。

尽管阿根廷的税收增加，但这种大规模私有化的短期收益，终究没法改变扭曲的经济结构，也停止不了继续借贷的命运。2000年，阿根廷GDP中的3.3％资本收益起码都流入美国，最后终在2001年爆发金融危机，货币至少贬值60％，差点还不起超过1,200亿美元的高额外债。

而今，阿根廷仍不时传出濒临外债违约的噩耗，只能继续俯首听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美国以“重整债务”为由、所下达的一连串干预内政的“建议”。而荷包从未损失过的，则属阿根廷境内的少数寡头，与控制大部分产业的境外资本，大多数人民则只能忍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剥削、以及遭美国与右派连手斲伤过的政治形势。

因此一旦欧美打算热议所谓的“债务陷阱”、抨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时，不妨问问埃及、阿根廷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信渠等必有数不清的血泪和苦水要倾吐，字字句句皆记录着列强曾是如何地“慷慨解囊”，令他们陷入今日境地难以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