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疫情未受控　缘何仍有人坚决“反疫苗”？

日前浙江省新冠肺炎防控疫情发布会上，提及自2020年9月以来已向重点对象紧急接种疫苗74.3万人次，《环球时报》也披露有不少普通民众都致电咨询何时能施打，显见中国人民盼望新冠疫苗正式应用的急切。对比之下，确诊人数已超过852万的美国，愿意施打疫苗的人却非多数。

根据民调机构YouGov所做的几次民调，美国在5月时表达同意施打的比率竟只有55％，7月时更跌到仅有41％。尽管如今杨百翰大学（BYU）在10月3日公布的调查发现，已有68.57％的受访者表态愿接种疫苗，但这种“疫苗犹豫”甚至“反疫苗”的现象仍教外界惊诧不已。

“反疫苗”并非始于美国，早在18世纪英国摸索牛痘接种法时，就有保守民众加以抵制，在美洲殖民地尝试人痘法的牧师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年）甚至遭人丢炸弹恐吓，上面还写着“让我用这颗炸弹帮你接种，让你长痘”，迄今全球各地也依旧有大量因宗教或经济因素怀疑疫苗功效的人群存在，逼得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19年将“疫苗犹豫”认定为十大健康威胁之一。但讽刺的是，质疑疫苗的民粹最后却在科学实力最进步的美国开花结果，这实在不能不归咎于美国长年以来的反智识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作祟。

尽管美国开国先贤们不乏像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与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般热爱知识的人，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菁英，广大美国人民大多只在乎如何同印第安人与林野竞争好谋取利益，再加上上层有意与象征“旧世界”的欧洲相区隔，因此崇尚自然、反对权威、大胆试错的粗犷倾向，便逐渐被认可为典型的美式风格。也因此，法国外交官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指出美国人民在乎物质利益与应用科学远过于纯理论的研究，指“现实中的利益会驱使人们甘于徘徊在中等的智力领域”。

不过反智主义之所以能沉淀发酵，也是源于美国独立初期经济不发达、人民求温饱的欲望远大于追求真理的形势使然。因此当18世纪美国兴起基督教“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时，大批未受经院训练、空有传道热诚的福音派“素人牧师”应运而生，他们远较饱读诗书的传统牧师更受群众欢迎。这群牧师们鼓励信徒们否定权威、拒绝教会层级、批判教理、焚毁书籍，鼓吹称“上帝其实赋予每位弟兄都有资格来讲道，只要他是够虔敬的。讲道的最基本资格由是否充满圣灵来决定，对经典语文的熟悉与人文社会学门知识之有无并非绝对必要”。

福音派的代表牧师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1792─1875年），甚至诋毁道“基本上学校的训练摧毁了许多原本可以成为好牧师的人”，还有攻讦神学院学生“花了四年读很多古典作品，但上帝并不在其中”。这就埋下了反教育、反智识的种子。而美国社会崇尚平等自由的特色，允准各种欧洲或本土的思想异端共存，这虽然有益于多元文化的抟成，但在客观上却助长了福音派散播的保守氛围。

因此即便美国经济水平开始上升、政府也打算推广教育之际，宗教势力仍能影响课程与教材的选订，而选票式民主的体制，又使得政客们没法忽视──甚至有意结合广大保守派的力量好替政治生涯添砖造瓦。譬如国务卿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年）竟曾公开表示“美国所有的问题都从演化论而来。干脆把所有书籍都烧掉算了，只留创世纪前三段即可”，还担任过控吿传授演化论的教师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1900─1970年）的原吿方律师，酿成轰动的“猴子审判”。而斯科普斯的败诉又给了反智民粹极大鼓舞，政客们便更乐得加以援引。

此外，工业革命与海外扩张带来的帝国主义果实，恰好给了不少美国人白手起家的成功机会，这又给了反智主义一个极好的借口。参议员卡本特（Matthew Hale Carpenter，1824─1881年）便嚷着“一群被学院填鸭教导的书呆子，却在文官考试中会胜过那些最成功、正直与能干的企业人才”；美国总统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1829─1886年）亦以担忧“有丰富经验的人反而考不过那些大学刚毕业的菜鸟”为由，拒绝文官考试的法案。钢铁大亨卡耐基（Dale Carnegie，1888─1955年）也依着自身成长经历，主张“大学教育对于经营企业几乎是致命的伤害”。如此上行下效，美国的反智民粹自然愈发不可收拾。

而对自由主义的曲解，亦助长反智识与反疫苗的浪潮。由于美国的独立正植基于否定英国专制，因此一旦有任何强制性的公共政策，便容易遭到保守派与极端自由派的反扑，认为这违反了自由意志，故举凡疫苗接种、居家令、乃至开办全民医保等都面临重重阻力。最糟糕的是，1955年美国脊髓灰质炎疫苗因遭污染导致200名儿童瘫痪、10人死亡的惨剧，令反疫苗者有理由怀疑疫苗的安全性。还有1986年美国通过《全国儿童疫苗伤害法案》（NCVIA），允许自认受到疫苗损害的民众可向国家求偿，形式上虽保障人民利益，但从另一个面向来说，亦等同迁就了保守派的论调，将疫苗视为危险因子。

还有1998年英国医师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撰文声称，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MMR）会导致自闭症，更助推了反疫苗运动的高峰。虽然该论文最后被拆穿造假，韦克菲尔德亦被揭露怀有以自制单价疫苗取代三联疫苗牟利的意图，但拒绝施打疫苗的比例却在尔后骤然升高。美国参议员伯顿（Danny Lee Burton）还推波助澜，将韦克菲尔德引荐至美国，并拿自己孙儿当宣传看版，声称“在接种了9次疫苗之后，他就患上了自闭症”。连特朗普（Donald Trump）都多次发言附和此论，这导致麻疹在美国卷土重来，2019年共确诊1,282例病例。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还有一部份人竟在反疫苗运动中，展示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认定推广疫苗不过只是资本财团的阴谋，人们不应随之起舞云云。因此当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投入大笔资金挹注疫苗的研制时，美国竟有不少人加以痛斥，甚至怀疑他想要藉著施打疫苗时植入监控人类的芯片。根据民调显示，起码有28％美国人相信如此荒谬的说法，这对疫情的防控肯定不是好事。

正因反智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的泛滥，令不少美国人民宁可在严重的疫情下乞灵于宗教或相信“自体免疫”，也使得宣称儿子感染新冠肺炎后“大概15秒之后就痊愈了”的特朗普，总能靠此类反科学的言词博取大众瞩目。加上美国的政党政治过于侧重竞争，习惯将各种事件泛政治化，又使单纯的气候暖化、施打疫苗等科学争端成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脱离问题的本质。但如此混乱又反智的舆论究竟能给实际问题带来什么帮助？恐怕连保守派们信仰的上帝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