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一段争议百年的历史

美国得克萨斯州（Texas）州长阿博特（Greg Abbott）在7月2日突然转变态度，签署行政令，要求在所有有20个以上确诊病例的县内，民众必须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然而，此前阿博特曾表示，县政府不能强制要求民众戴口罩。此举迫于政府过早重启经济后面临疫情反弹而行，但又再次引发民众对于戴口罩的争议。

回顾历史，类似的争论似乎在过去的疫情中也曾经发生：自19世纪90年代口罩在最初被提出引入外科手术，到1918年全球爆发的西班牙流感，人们对口罩的运用从来就充满了怀疑和抗拒。

外科医生戴口罩也需要讨论吗？

关于外科医生在手术中应该戴口罩的观点在1889年的德国医学界已被提出。当时的学界正在热烈讨论实现无菌手术的各种技术手段来防止伤口感染，包括防护服、帽子、手套等等。由于当时细菌学家Carl Flügge通过实验证实了细菌可以通过飞沫传播，包括口罩在内的防卫装备便成为其中一个手段被提出，用以填补手术室中细菌传播的漏洞。

但这一方案遭到了著名的《中欧医学期刊》总编、外科医生Alexander Fraenkel的强烈反对。他不屑地将当时学界提出的防护手段形容为“一个在实现伤口完全无菌的口号下设计出的一套戏服，还附上女装帽和嘴部的面罩”。他认为，单靠手术中医疗人员配戴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不足以构成对抗细菌的彻底保护，在伤口感染方面，还有诸如病人本身的细菌或组织的因素需要考虑，于是他判定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

尽管此时的讨论还只限于口罩在手术室内的使用，但其反对者的意见与新冠疫情较早阶段的一些民众或至专家认为不需要戴口罩的论调不乏相似之处——即时戴了口罩，口罩两侧的缝隙一样可能有病毒进入，或者使用者在无意间触碰了被污染了的口罩，又接著触碰口鼻，反而造成了感染。

两种观点似乎都指出了口罩在防护上的漏洞，却都在没有给出更优选择的情况下否决了这一方案——这种“没有100%保护，不如不作保护”的论调果真是古今如一。

1918年美国的戴口罩令

个人的行为未必是理性的，不过大众的行为却是理性的——Fraenkel医生这个个人的反对，最终也未能“阻止”用口罩等装备实现无菌手术的主张逐渐被普遍接受。

经过医学界的辩论后，进入20世纪后的两次大规模的疫情——包括1911年的中国东北鼠疫，以及1918至1919年的全球大流感——才使作为防止疾病传播工作的口罩进入大众的视野。

1918年9月至10月间，大流感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致死率入侵美国各州。在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短短三周的时间内，这个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从零开始迅速膨胀，州政府当即宣布所有的学校、电影院、歌舞厅都要关闭，并下发第一个要求所有民众戴口罩的条例。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美国国内的爱国主义热潮尚未褪去。报纸、以及各州政府纷纷展开与戴口罩有关的宣传活动，喊出“在战壕里戴毒气面罩，在家里戴流感口罩”的口号，把此时正在前线战斗的士兵同在家乡的美国民众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霎时间，社会上普遍有一种戴口罩是战争时期的公民义务的态度。

红十字会的一则公益广告甚至声称，“那些不戴口罩的男人、女人或者孩子都是危险的slacker（逃避义务者）”。这种被人视为“slacker”的恐惧，以及战争时期作为公民的义务感，迫使大多数下发了口罩令的城市居民都遵从了当时的规定。

反观如今的疫情，一些传染病专家和官员也曾试图以类似爱国主义的心理团结民众——如来自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传染性疾病专家阿伦诺医生（Dr. David Aronoff）便以“作为美国人的一部分”来号召人们戴口罩，他指出，戴口罩能够防止一些表面健康的无症状感染者把病毒传染给他人，因此是一种善意的表现，以此呼吁美国的民众团结起来。但这样的试图在今天却不太成功。似乎没有了对如“slacker”般严重的社会污名的惧怕，仅靠正面价值的感召还是不足以说服民众——当然，当一些美国政客根本没有把戴口罩当作一回事，“象牙塔”学者的呼吁也难以触动民众。

似曾相识的反口罩声浪

回顾1918年的加州，当时口罩令从10月开始实施到11月结束期间，州政府以罚款、监禁等作为违法的惩罚，甚至曾经出现警员因为有人违反口罩条例而射杀了违规者及两位路人的案例。但到了翌年的1月，由于加州开始解除禁令、恢复正常经济生活而造成疫情反弹，州政府在此时再次倡议人们戴口罩。但这时，战争已经结束近两个月，缺少了爱国主义情绪的影响，政府的这一号召引就来了民众的反抗。

担心生意受到影响的商家，以及认为要求戴口罩属于侵犯人权的人纷纷发声。基督科学教（Christian Science）教徒称这样的规定“破坏了个人自由以及宪法赋予人们的权力”；还有其他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卫生官员可以强迫人们戴口罩，那么他们也可以强迫人们打疫苗、参加各种实验或者任何有损尊严的事情。

一群以医生为主的异见者组成了“反口罩联盟”，并召集了一场有2,000多人参加的公众集会。

根据《三藩市考察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报道，当晚示威者质疑这次的流行病是不是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糟糕，会不会更像是常见的感冒与过去一般的流感季，并在会议中通过了决议，谴责这个“与绝大多数民众意愿相违背的口罩条例”。

1918至1919年大流感的这段历史与今日的情形惊人的相似。民众再次以示威游行来表示抗拒、主张口罩令侵犯人权。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全球流行病的心理学》作者Steven Taylor说，遵从这些规定对一些人来说就像交出了自身的自由，“人们珍惜他们的自由。当有人试图侵犯这些自由时，他们会感到痛苦、愤愤不平或出于道德的愤怒”。

1919年，Dr. William C. Hassler，当时加州最具权威的医学专家，在提出民众应戴口罩后收到了装有爆炸品的包裹的恐吓。据美国有线电视（CNN）的报导，同样在加州，州政府于6月19日起要求居民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后的第三天，一位高级卫生官员就因此事收到了死亡威胁。

一百年的历史过去了，民众对于口罩类似的争议反复上演，戴口罩无用、戴口罩侵犯个人自由的论调仍然在民众间流行，直至今日仍然未能形成共识。1918至1919年大流感时短暂实施的口罩令是否成功，似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于是在21世纪再次面临大流感的当下，没有政治家团结全民的力量，民众继续像无头苍蝇一样，各有各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先不管战胜疫情，连让全民都能够安全地与病毒共存，也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