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MeToo】美国女性复仇剧大热　花木兰不得与上司恋爱？

反性侵运动为美国影视业带来巨变，既催生“亲密关系协调员”等新行规，也为后#MeToo时代不少作品烙下鲜明的女权印记。若用“滴水石穿”来形容行规改变，关注性别议题的影视剧可谓“一夜春风来”，霎时间荷里活似乎人人也在拍女权片，影视内容也按着这股风走，惟业内却出现一些质疑声音，掀起一场围绕政治正确与创作自由的讨论。

提到中国公主，不少年轻一代美国人也会想到这个形象：黄皮肤、黑长发、拉弓舞剑、衣袂飘飘，她正正出自1998年迪士尼动画《花木兰》（Mulan）。与中国古代传说不同，这部动画增设一个男性角色“李翔校尉”，他是木兰的上司，也是她情窦初开的对象，为代父从军的女英雄故事增添几分浪漫色彩。

然而，当迪士尼宣布拍摄真人版时，李翔一角却引起争议，制作团队今年3月初透露已删掉这个角色。“尤其在#MeToo运动时期，（李翔）既是指挥官，又是恋爱对象，我们认为并不妥当。”制片人Jason Reed解释。在新版当中，木兰的恋人将是与她平级的士兵。

这部电影是迪士尼迄今为止最昂贵的真人重制片，耗资足足二亿美元（约15.6亿港元），却在情节改编上弄巧成拙，上映前便遭到不少动画粉丝抵制。有不满删去李翔一角的网民认为：“李翔直到木兰离开军队才追求她……他绝不会利用上级身份来强迫木兰。”部份观众直指制作团队一味追求政治正确，以致曲解了原版电影的内涵。

事件无疑反映了#MeToo运动对影视内容创作的影响，往往不只有积极一面，如今提倡多元、包容的荷里活，在美国政治光谱上站在偏左一侧，种族、性别平等有如铁则，对艺术家们来说却可能是一道紧箍咒。这引伸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过度政治正确会否挤压创作的空间？

艺术需要空气　#MeToo致寒蝉效应

右派人士似乎更倾向给出肯定答案。就如在美国新闻媒体政治光谱偏右的《华尔街日报》，去年1月刊载以“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为标题的评论文章，直言“艺术需要空气”。作者Peggie Noonan写道：“所有艺术家注定是自由的、大胆的……政治正确是艺术的敌人，自我审查会扼杀艺术。”但她同时认为，美国一切娱乐、艺术机构均属于“文化左派”（culturally left），因此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纠正行业“政治正确”泛滥的风气。

实际上，政治正确一词本身便包含“正确”与“矫枉过正”的双重含义，在不同语境下可褒可贬（尽管当今舆论中多取贬义）。后#MeToo时代的荷里活作品，同样反映出这种两面性：一方面，更多作品体现对性别议题的反思，在设计一些带有“强迫”意味的情节（例如强吻甚至强迫性交）时也更为慎重，类似场景常常被诠释为有趣、浪漫或激情。这或者有助于纠正人们在现实中对性骚扰的偏见与迷思。

政治正确惹争议 编剧演员如履薄冰

另一方面，安排与#MeToo有关的故事情节，似乎正在成为一件必须做的事。正如《纽约客》（The New Yorker）影评人去年5月撰文称：“最近的电视节目中，很难找到一部没有反映（两性关系中）‘滥用’（abuse）与‘同意’（consent）问题的节目。”例如Netflix热门剧集《安眠书店》（You）、《荒唐分局》（Brooklyn Nine-Nine）等，均出现关于性侵议题的内容；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TV Land出品的电视剧《年轻一代》（Younger），描绘在出版社工作的女主角与“黄金单身汉”总裁之间的暧昧，但在#MeToo运动爆发后，编剧选择让剧中总裁为爱辞职，背后也许不无道德层面的考量。

“这些节目标志着另一种进步，即内部改变（指创作者）的外在迹象（指作品）。就好像编剧房间里那些令人焦虑的辩论，已经变成了剧本。”《纽约客》该篇文章这样描述后#MeToo时代，创作者为适应新的道德准则而努力。

政治正确与艺术自由的关系，在荷里活乃至整个美国左派文化圈，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议题，业内人士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骂名。例如以饰演“黑寡妇”出名的影星施嘉莉祖安逊（Scarlett Johansson）曾在访问时坦言：“我认为（政治正确）在我的行业里是一个趋势。由于种种社会原因，这是应该发生的，但有些时候会影响艺术（效果），让我感到不舒服，因我觉得艺术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这番说话引发相当大争议，她之后更发布声明解释观点：“我个人感觉，在一个理想世界中……艺术应当对政治正确免疫。”

又如妮坦莉宝雯（Natalie Portman）在今年奥斯卡颁奖礼上，穿着绣有一系列女导演名字的礼服亮相，彰显女权的举动引来一片称赞。但曾公开指控韦恩斯坦性侵的美国女演员萝丝麦高恩（Rose McGowan），却指摘妮坦莉宝雯的行为“冒犯了我们这些在做实事的人”，萝丝麦高恩最终为此道歉。这或许也侧面体现“女权”行动在舆论中已有了一层保护罩，不能胡乱抨击。

女权片黄金时代　难保作品沦商品

反性侵运动也开启了荷里活女权作品的黄金时期，以#MeToo相关事件为题材、或受其启发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例如反映传媒界性骚扰丑闻的《爆炸性丑闻》（Bombshell），而同样包含#MeToo情节、由“美国甜心”珍妮花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主演的《晨早直播室》（The Morning Show）也吸引大批观众。

平心而论，荷里活追逐社会热点、争拍女权片，实属无可厚非，不过也有评论家担忧部份创作者在接触相关题材时操之过急，或难以反映女性议题的复杂性。例如美国文化杂志《大西洋》（The Atlantic）一篇文章专门探讨“女性复仇幻想”（female-revenge-fantasy）题材，并举电视剧《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及电影《地狱厨房》（The Kitchen）为例。作者认为，这类故事描绘不堪男权压迫、奋起反抗的女性角色，但容易过于强调女性的愤怒与报仇心态，忽略其心理创伤与人性一面。

换一个角度看，如今女权片大放异彩，是否也意味着以“变革荷里活”为初衷的#MeToo运动，反过来成为荷里活的一件商品？当美国影视业及其观众，对荧幕上的“#MeToo”、“反性侵”、“女权”等词语习以为常，这场运动又是否能保持锋利、真实、新鲜，以进一步推动现实社会中的改变？

上文转载自第21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0日）, 原题《女权色彩染荧幕 政治正确 与创作自由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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