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艰难防治　强权趁势掠夺：疫情之下的人权贵贱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此刻于欧美国家不停蔓延，但地缘冲突并未因病毒的侵袭暂缓，部分国家仍旧未以民生防疫为优先，不忘拓展政治利益。值此时刻，更应反思霸权主义与资本体制的缺陷，以及发现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正是此类冲突下的受害者。

2020年3月19日新加坡前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特意撰文《长期削弱WHO，西方该反省了》，声讨欧美基于私心不愿强化世卫组织的功能与提供会费，便是对霸权主义的沉重控诉。

看似主管全球卫生工作的世卫组织，强权角力的痕迹始终贯穿于其诞生经过与职权范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尽管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援基金会（UNICEF）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负责处理战后的医药卫生与食品配送等事务，但建立专职的全球性卫生组织显然不在联合国高层的脑海内，成效不彰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LNHO）与职能有限的国际公共卫生局（OIHP）也都无法满足战后所需。因此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时，中国代表团里的施思明（1908─1998年）与巴西代表团的苏札（Geraldo Horácio de Paula Souza）商议，由中巴代表团联袂提案呼吁联合国举行会议，商讨设立新国际卫生组织的事宜，而该组织便是日后的世界卫生组织。

不过世卫组织的成立并非一帆风顺，施思明在向曾供职于国联卫生组织的波兰医师拉西曼（Ludwik Witold Rajchman，1881─1965年）征询时，就从拉西曼坚持世卫总部需设于巴黎以免遭美国控制的意见中，感受到欧洲对美国兴起的抵触。接着1946年6月国际卫生大会（Inter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召开后，竟因美苏阵营的矛盾、以及美国不愿泛美卫生组织（PAHO）从属于世卫组织之下，导致世卫组织《组织法》迟迟不能被各会员国批准。直到1947年9月埃及苏伊士运河区爆发霍乱后，才让利益受损的欧美各国暂时齐心扑灭疫情，并于1948年纷纷通过《组织法》，令世卫组织得以成立。

冷战冲突不仅影响世卫组织的诞生，连国际卫生大会与1948年世卫组织对健康所下的定义“在躯体、精神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也成了美苏双方攻防的重点。马凯硕在文章里抨击世卫过度注重生物医学而非社会医学，其实正是因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使然。对构思健康定义的施思明、与后来成为首任世卫总干事的加拿大精神病理学家的奇泽姆（Brock Chisholm，1896─1971年）而言，改善人民所处的社会是消除疾病的根本方法，另名创始者南斯拉夫籍的安德里亚（Andrija Štampar，1888─1958年）也声称世卫组织该聚焦四项原则“社会与经济安全，教育，营养与住房”，显见渠等欲釜底抽薪根除贫病的淑世理想。

然而欧美国家认定这根本是社会主义的翻版，因此坚决从生物医学的角度防治疫病，更坚持世卫组织仅能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力图甩脱冷战阴影的奇泽姆也因这份理念，遭保守派辱骂为共产党与危险份子，也导致世卫组织的起步颇受刁难。最严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美苏双方拥有截然不同的公卫体系，欧美资本阵营习惯注重医药科技的研发、以及商品化的医疗保险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则注重复盖率广的医疗项目，这使得双方代表在世卫组织里一开始简直不能共存。

1949年，苏联因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与扣留输往东欧的医疗物资感到十分愤慨，于是率领东欧国家相继退出世卫组织，波兰甚至批评世卫组织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防止全球公卫出现破口以及世卫财政拮据，奇泽姆顶住压力，称世卫章程里并未规定会员可退出，故认为苏联等国只是“不积极”（Inactive）而非退出。这份余地果然让苏联与东欧国家于1958年重返世卫，但双方在世卫组织里抢夺公卫与体制优势话语权的斗争始终没停歇。美国支持的消灭疟疾计划与苏联关切的天花防治计划，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可惜的是，随着冷战终结，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解体，令资本主义阵营得以主导世卫组织的方向，美国自1954年起就想削减世卫会费与功能的心思终告得逞，造成世卫组织在面临诸多传染病时总有心无力，却又得承担应变不足与官僚主义的骂名，部分更激进的人士，甚至希望世卫组织只要在标准化食品与医药规范、疾病命名等事务上发挥功能即可，不需对各国公卫政策提供太多意见。

因此，弱化的世卫组织在这回新冠肺炎疫情里艰难地努力防治，但发出的呼吁不是遭忽视就是被质疑。且被强权摈斥的联合国，也无力阻止美国继续干预中东与制裁伊朗，或是派遣军舰前往南海示威，法国、英国甚至在疫情加重的情势下，仍加派士兵前往非洲萨赫勒地区，以及加快介入利比亚。更叫人跌破眼镜的是，号称社会福利完善、却在3月14日放弃筛检轻症者的瑞典，竟于3月16日宣示将向议会提案，派遣最多150人的部队参与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显然，在这些老牌强权眼中，远方的殖民利益远大过内部的人民安危。

在欧美国家与资本阵营把持话语权的形势下，当前大众罕能关注到第三世界被疫情加剧的受宰制与不平等处境，更没发现握有军事与资本优势的国家，此时更抓紧机会剥削弱国与穷国，因为前者绝对比后者更能承担疫情造成的人命与财政成本，辛辣地呈现了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间的人权有别。

故倘使未能以强化联合国与世卫组织等多边体系的方式予以纠偏，替发展中国家争取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机会，那么每一次大规模疫病、饥荒或贫困的流行，都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相试炼场，霸权国家将更难被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