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日韩“下场”为何大不同？ 专家解构两国防疫策略
导读：日本与韩国，两个都是经济上名列前茅的亚洲先进国家，跟中国的往来同样频繁，出现新型肺炎个案亦时间相若，惟疫情发展至今有显著差别：韩国累计确诊人数已逾7400宗，日本则只有近1200病例（当中696宗来自钻石公主号），前者如今已是全球主要疫区。《香港01》邀请了韩国社会政策专家吴寅圭教授，就着两国疫情走势及防疫策略作出分析，他指出韩国主要染病群组是年轻女性，除了显示当局检疫策略有漏洞，同时揭示疫情背后，韩国女性受歧视、而且情绪问题长期受到忽视。以下为吴教授的文章。
中国、日本、韩国先后爆发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至今已有两个月。除了因停泊于横滨港口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这特殊情况，日本似乎在阻止疫情扩散上仍维持了正面形象。韩国在早一阶段的防控工尚算成功，惟近日，大邱市及庆尚北道有以千计异教信徒及民众出现大规模爆发。截至3月4日，日本有1000宗确诊病例（其中约700宗是邮轮病例），12人死亡；韩国则有5186名病人，31人死亡。何以日本和韩国的确诊及死亡数目有如此庞大差异？
韩国政府及传媒试图把矛头指向日本政府拒绝为民众进行病毒测试，有韩国官员指出，如果日本进行更多病毒检测，将会发现更多确诊病例。不过，两国疫情出现如今的差异，真正原因实非如此。单从死亡数目来看，我们就可肯定日本的病例比韩国少（为韩国死亡个案的三分一），何以如此呢？这基于三个层面：首先，日本跟韩国采取了不同的防疫政策；第二，两国的社会构成截然不同；第三，两国对于社会小众态度亦不相似。
韩政府走漏眼？确诊者多为年轻女性
我们先看看疫情的数据。韩国的疫情数据有别于其他国家，甚至是一个孤例。在大多数爆发疫情的国家或地区，多数病人是50岁以上男士，但韩国的案例里却以20多岁的女性为主。截至3月4日，62.2%的韩国病例为女性，但日本此比例则为38%。日本病例以50岁以上男性为主（62%）。
编按：韩国卫生当局承认，由于出现大爆发的“新天地教会”大部分教徒是20-30多岁女性，以至大量确诊者属于这个群组。大邱市于3月7日再发现大宗集体感染个案，一组女性公寓有46人确诊。该公寓只准35岁以下未婚女性租住，并有午夜12时的门禁规定，142名住客当中有94人为新天地教徒
这代表着什么？这个数字不同说明了，两个国家在同一疫症下的两面故事。韩国政府没想到20多岁女性会是主要染病者，并认为患者以50岁以上男性为主，因此一直集中为这个群组进行检测，尤其是曾经到访武汉的人。由于来自中国内地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众多，当局亦加快进行检测。2月1日，由中国入境韩国的人数为8701人，至同月26日数目骤减至1404人。即使由中国入境的旅客数目庞大，韩国凭着顶尖的检测仪器，在无需临床化验下仍能快速检疫，控制疫情爆发。至2月20日，确诊病例仍未超过104宗。
韩国政府对抗疫情的初期反应，包括检测和隔离措施均取得成功，但同时也令政府官员过度自满及骄傲。总统文在寅甚至于2月13日的电视讲话中表示，韩国疫情在可见将来便会结束，而当时的确诊数目只有28宗。除了50岁以上男性及曾到访武汉人士，韩国政府忽略了其他社会群组出现大规模疫情的可能。
至于日本，在2月3日停泊于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基于早前已确定有确诊病患在香港落船，日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防控方式——对整艘邮轮进行隔离，并为船上人士进行病毒测试。但跟韩国不同，日本的检疫人员并没有快速检测设备，他们亦没经过检测程序训练，以及如何对邮轮进行隔离；庞大的邮轮内部结构复杂，分隔染病及健康乘客的工作异常困难。大多数情况下，每位乘客都会接受两次测试，确定呈阴性便获准落船。神户大学感染病专科教授岩田健太郎曾登船视察，对于船上情况表示震惊，但其后改口跟随官员说法，承认船上结构复杂难令隔离措施难以完美落实。
尽管如此，日本在疫情初期便实施隔离方案，关闭大型场所，以防人群大规模聚集，包括船只、公众活动、大厦等。与此同时，政府亦启动了防灾机制，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的聚会。
通宵探病文化 医院成MERS散播源头
至于韩国，20多岁女性群组出现大规模爆发的另一个主原乃出于社会层面。而任何疫情爆发，都有其病理因素及社会因素，每个政府都需要对这两方面对症下药，韩国政府早就宣布抗疫成功，显然是忽略了社会因素层面。在2015年韩国爆发“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疫情期间，韩国学者发现医院是疫情爆发的基地，因为在韩国文化当中，鼓励家人和朋友探病，并在医院陪伴病人至夜深，挚亲甚至应陪伴病人过夜。医院方面虽然有探病守则，不准家人靠近受感染患者，但惯性上宽松地执行。因此，当年有大量人士在探病后受感染。
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样的事件在清道郡重演，当地一家医院因没有落实好隔离措施，演变成“超级传播者”。这反映，韩国人虽可对快速测试系统及检测效率引以为傲，但应对医院失败的隔离措施感到惭愧。
关闭三大场所 隔离政策突显日韩差异
比起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韩国并没有关闭大型场所阻止大规模聚集。在韩国社会，这些大型场所主要有三：1/ 学校（1000万学生），2/ 军营（60万军人），3/ 教会（700万基督徒）。以上三个场合都有大量人际交往，如握手、长时间并排而坐、共餐和共享食物等。曾对2015年MERS疫情进行研究的学者（包括本人在内）都曾多次建议政府，一旦察觉国家出现类似疫情征兆，应及早关闭上述三类场所，惟韩国政府并没听从忠告。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核心正是大邱的新天地教会，其信徒多是20余岁女性。3月4日为止，大邱市确诊人数为4006人（占全国确诊总数77%）。日本的钻石公主号正好等同韩国的新天地教会，若果政府及时关注到这些大型场所，限制集会，疫情形势亦将会扭转。
日本较幸运的地方在于，社会没有教会及军营两大问题（编按：日本自卫队规模仅24万，基地亦通常位处离岛或偏远地区；日本基督教会规模较小，信徒仅约28万人，虽然日本亦有不少异教，但较少到中国传教，亦没有大型集会），这令政府更易于限制人群聚集。
虽然有部分教师及学校反对，但首相安倍晋三马上就宣布中小学新学年延迟开课。这反映日本政府是针对特定社会架构进行防疫，而非针对特定群组或个人，跟韩国不同。此外，基于政治及经济原因，日本难以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编按：日本3月5日宣布自3月9日起对中国及韩国旅客实施入境限制，入境后亦需隔离两周），于是日本选择对大型场所采取隔离措施，包括邮轮、垒球场、商场、学校。
歧视与自杀率高企 潜藏已久的社会隐患
同时，韩国众多20几岁年轻女性染病，第三个要点是反映了韩国社会久久未能舒解国民的情绪病及抑郁问题。韩国政府一直忽视了国家廿一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社会问题：2016年成为了全球女性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每10万人有14.1宗自杀个案），远高于第二位的比利时（8.8宗）及第三位的日本（8宗）。韩国女性自杀问题比日本严重，背后的社会因素复杂，但明显的是韩国女性面对抑郁等精神困扰时，得不到社会支援，从而走上自杀不归路。
韩国社会对女性、小童及其他社会小众不平等，早已是人所共知。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发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特别提到韩国人“歧视性小众（LGBT）、妇女、其他种裔或少数民族、外国人（尤其难民或移民），持续是2018年的主要问题”。韩国儿青少年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Kore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一项由Dr. Yeeun Lee等精神科专家进行的研究指出“企图自杀或自杀后留医等较严重情况，倾向出现于少数族裔青年身上，这风险比韩裔青年高出两至三倍。”
作为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唯一两个亚洲委员，日韩亦是亚洲仅有两个拥有5,000万以上人口，同时人均GDP高于3万美元国家，两者都是拥有良好国家卫生系统的亚洲“模范生”。纵使他们应对Covid-19疫情的方法回异，但对大型场所实施隔离的社会检疫措施，值得两国政府及专家共同关注。
本文原题是《日本、韩国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他们何以回异？》，原文为英语，翻译、编按及标题部分均由本网站编辑修订。作者吴寅圭（Prof. Ingyu Oh）为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社会政策教授。他亦是一项由韩国政府资助研究疫情的专家组成员（2016-2020年），并曾为首尔一个专门研究核灾防范的私人智库工作（2012-2014年）。